12月26日，女演员徐娇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其在长沙一家餐厅劝阻抽烟男士时，反遭男士抢走手机，最终两人报警处理，此事瞬间在网上引发热议。
实际上，这类因劝阻他人吸烟而遭遇暴力对待的经历屡见不鲜，2018年，宁波一名男子在电梯里劝人不要吸烟被对方打伤；2019年，北京一家餐馆，一名女顾客劝其他人不要吸烟被殴打；2020年，上海一名十五岁网球少年因为阻止他人在禁烟区抽烟，和对方打了起来，自己手掌骨折，还面临对方五万元索赔和被拘留的威胁……吸烟有害健康，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室内公共场合吸烟应遵守相关规定，不能影响他人，也是最基本的公德。
但为何这类“闹剧”仍然屡屡发生？
立法不明、执法不严是其中重要原因。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控烟措施，全国也有20多个城市陆续通过地方性控烟法规，但目前尚没有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无烟立法。
公共场合吸烟这事儿该由谁来管？一直以来也并不明确。比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三条规定，本市控制吸烟工作坚持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管理与自律相互结合，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再比如《成都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相关条文，“公民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职责”。但需要强调的是，“所在单位”往往没有执法权，通常只能口头劝导，也不能进行相应的处罚。
还有人从经济角度考虑控烟的“危害”。截至2024年，中国的烟民数量约为3.2亿人。烟草行业可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加上烟草行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旦控烟带来的“负效果”会削弱一些利益。
但实际上，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许多博士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傅虹桥博士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研究显示，2017年上海实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立法使吸烟率下降2.2个百分点，在全国层面实施同类立法可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4%—0.07%。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的公共场所无烟立法有助于遏制吸烟行为，产生正向经济收益。
控烟虽难，但也并不是不可为。当我们还在为室内公共场所究竟应不应该控烟而争论时，已经有城市作出表率进入“next level”。12月初上海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推进无烟健康环境建设的通知》，对室外排队等候区等八类重点场所明确规范要求。据了解，这是国内第一个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的省级多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让更多百姓免受“游烟”困扰，这对于探索建设无烟环境，无疑是具有引领意义的。
诚然，吸烟是吸烟者的权利，但不吸烟者也有免受二手烟侵扰的权利。文明城市人人建，文明成果也该人人享有。城市控烟的精细化程度，往往关联文明高度。我们期待全国性立法的落地，期待相关部门履职尽责，也期待所有人齐心协力，积极参与，共同营造清新干净的家园。
（蒋明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