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促治、以案助商，这本公众“案头书”今日发布

嘉定区人大代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动车段党委书记

嘉定区政协委员，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主任

嘉定区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离异夫妻通常会约定子女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在抚养权确定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双方的生活状况、孩子的生活需求等现实情况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想要再次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法律虽仍然赋予其提出申请的权利，但最终能否变更抚养权，还需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在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一、抚养条件的变化是变更抚养权的重要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规定了应当判决支持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几种法定情形，其中包括：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以及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根据上述规定，在离婚时已确定抚养权归属的情况下，一方主张变更抚养关系的，应当以抚养条件是否发生不利于被抚养人的重大变化作为判断抚养关系是否需要变更的重要标准。若离婚后，抚养一方的抚养条件未发生不利于子女成长的重大变化，抚养关系则不能任意作出变更。

二、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是变更抚养权的核心要素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同样属于可以判决变更抚养权的法定情形。故对于年满八周岁的儿童而言，探寻其真实意愿是法院考量是否变更抚养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抚养权纠纷案件中，若孩子已年满八周岁，法院不可避免的会因审理需要而对其询问以探求其真实意愿。尽管如此，对于孩子来说，父母都是自己的至亲，让其在父母之间抉择无疑是残酷的，故应以减少非必要的调查为原则，避免未成年人承受不必要的精神压力。总而言之，变更抚养关系应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并结合其当前的生活、学习情况，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争取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三、抚养权的归属不影响父母双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亲或母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无论抚养权归谁，双方都应本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正确处理成人间的矛盾，保护他们免受成人世界纷争的侵扰，减少因父母离异造成的家庭破碎感，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让他们在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对此，建议如下：

1. 协商确定抚养权归属。父母应当从最有利于孩子的角度出发协商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离婚后孩子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双方应理性慎重处理抚养权问题，以孩子的利益为重，避免因为个人情绪或利益冲突而作出决定，为离婚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加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2. 第三方参与居中裁调。一方反悔离婚时的抚养权决定而再次引发纠纷时，双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智，通过积极沟通，尝试达成协商一致的抚养安排。必要时，可以寻求第三方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居中调解，达成双方能接受的抚养方案。如果必须诉讼，也应以孩子的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减少诉讼过程中让孩子承受的精神压力。

3. 多元主体共筑防护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可通过媒体宣传、家庭教育等方式提升公众的道德素养，倡导负责任的育儿观。同时，设立专门调解室或心理咨询室，一方面为离婚家庭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支持，强化纠纷调处机制，

让矛盾化解在诉前；另一方面，协助处理离婚家庭孩子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减少其因家庭纠纷而产生的压力和困扰，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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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公房”，曾解决了当时人们的居住难题，如今却绊住了老人下楼的脚步。当老龄化社会与城镇化相遇，“悬空老人”对电梯的需求愈发迫切，公房增设电梯引发的纠纷成为相邻关系的新挑战。

相邻关系是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时，相互之间应当给予便利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尽管我国法律针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传统相邻关系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规定，但并未明确加装电梯等便利通行情形下相邻关系的处理规则。加装电梯虽可能对部分业主的采光、通行等造成一定影响，但加装电梯涉及对本楼栋共有部分的合理利用，同时考虑到适老化改造的社会需求和人文关怀，本着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不利业主在最优方案下应给予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七)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上海市《关于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明确：“增设电梯所在幢房屋的全体业主同意；涉及占用小区土地或专有部位的，应当征得相关权利业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各试点城市也有类似规定，加装电梯的前提是全体（或至少超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的一致同意，体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行使对共有部分的共同管理权，业主在作出决定后，应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没有法定事由，不得随意变更、撤销已作出的意思表示。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涉及同一栋楼对本楼栋的共同管理权和整楼栋业主的共同利益，其影响及于同一栋楼上下多户的通行便利、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应有效避免因加装电梯导致邻里关系紧张，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对此，建议如下：

1. 加装电梯所在幢房屋的业主应充分协商加装电梯的意向、实施方案和后续管理方案等问题，就加装电梯事宜达成共识。

2. 优化加装电梯方案，减少对周边相邻业主的不利影响。加装电梯如需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应当征得专有部分权利人的同意。对于涉及需补偿相邻业主利益的问题，业主之间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

3. 施工方应及时公示加装电梯的施工计划、进度，应尽量减少对相邻业主的不利影响。相关政府部门、业主自治组织及施工方应当畅通意见反馈渠道，积极回应相邻业主提出的问题建议，及时落实合理诉求。

4. 对加装电梯过程中发生的勘探、施工活动及后续电梯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影响，相邻业主应当予以容忍，不得无故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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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物业服务行业属于人力密集型行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业服务行业的用工成本及运营成本也会随之上浮，相对于较长的物业服务合同期限，数年前约定的物业费收费标准能否在保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覆盖以后的物业服务运营成本，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物业费收取标准变动的重要动因。

一、物业费标准调整应当遵循法定程序

物业服务合同约束全体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不可能因物业服务企业单方的利益诉求而直接变动合同已约定的收费标准。除物业服务企业的意思之外，还应在履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征询全体业主意思。而变更物业费收取标准事宜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依照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变更物业费收费标准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若未经该程序，即便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委员会盖章签署了变更收费标准的协议，亦不对全体业主产生调价的效力。

二、取消优惠依照合同约定收取物业费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变更

若物业服务企业单方以“打折”“优惠”的形式低于约定标准向业主收取物业费，属于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自然无需征求业主意见。若物业服务企业并未就该“打折”“优惠”做出期限承诺，其自然有权在合同期限内任一时点通知业主终止这种“优惠”，恢复按照合同约定标准收取物业费，此种情形并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自然也就无需启动前述业主意见征求程序。本案中甲公司将物业费收取标准自4.5元/月/平方米调整为6元/月/平方米，是取消了合同履行初期的“优惠”，恢复到合同约定标准，不属于合同内容变更，无需进行业主表决程序，故法院判决叶某须按照合同约定的6元/月/平方米支付欠付的物业费。

物业费是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服务的资金基础，物业费标准关系着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业主的体验感，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在该问题上均应妥善沟通，依法主张权利，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对此，建议如下：

1. 物业服务企业应就物业费收取标准的变化做好信息公示。物业费收取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变更了原合同的约定，还是物业服务企业取消了原有的优惠政策，多数业主是并不清晰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就收费变化原因主动以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向业主做出公示，保障双方信息对称，避免“误判”，从而降低纠纷发生概率。

2. 业主应当增强契约意识，依法主张权利。对于相关争议，在向物业服务企业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应当基于合同约定做好分析梳理，对物业费标准变动原因做出自主判断。在需要启动业主表决程序时，亦应严肃对待自身表决权利，积极参与表决，避免“搭便车”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表决结果，在该过程中更为全面的了解相关信息，真正参与小区治理，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3. 基层治理单位及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对业主的普法工作。就包括物业费标准变化在内哪些事项需要业主表决、表决程序如何开展等具体问题向业主做出说明和提示。在表决程序中，亦应当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自己做好针对各业主的意见征集工作，尽力确保相关业主知悉程序、参与程序，保障表决结果的代表性，从源头上避免次生争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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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因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之间存在矛盾，物业公司怠于移交物业管理相关资料、拒绝返还公共收益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类纠纷易造成群体性纠纷，有的甚至造成人身损害。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公司应当及时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配合新物业公司做好交接工作，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并按规定要求移交公共收益。

对此，建议如下：

1. 物业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时应积极履职，提高服务质量。物业公司应规范服务流程、加强业务水平，通过不断调研业主的需求，扩大服务的外延，提高小区业主的满意度。同时，物业公司应及时听取小区业主的合理建议，适时调整管理方式，避免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矛盾，从源头上避免纠纷产生。

2. 物业公司在撤离时应及时移交小区资料及小区公共收益。物业公司移交的材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权属资料，即与房屋产权相关的资料；二是技术资料，如施工图、机电设备的使用说明、公共设施验收证明等；三是账目明细情况，如管理期间所产生的公共收益账目、维修基金使用账目等。上述材料均是小区物业服务所必须的资料，物业公司撤出小区时应当移交给业主委员会。同时，物业公司应及时移交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小区公共收益，避免业主财产权益受损。

3. 业主委员会在业主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依法合理维权。业主委员会应及时召开业主大会，妥善完成前期组织工作，包括：确定议题、会议时间、分发选票、组织全体业主投票、统计选票、计算同意票比例等。符合法定程序的，可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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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各领域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针对涉老民事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涉老民事审判的新理念、新机制，以便更好维护老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障。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此外，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审判实践中，法院应当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监护能力、监护意愿、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面对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形势，相关部门应当秉持改革创新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

对此，建议如下：

1. 激活激发社会活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的良好局面，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必要的健康服务，保障基本养老需求。

2. 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巩固并深化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和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挖掘整合优势资源。职能部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聚焦特殊群体，积极探索多元化、精准化的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水平。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构建体系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大城养老“上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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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基础，资本充实原则是保障公司运营、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原则。基于此，法律对公司减资设定了严格的减资事由与减资程序。针对违法减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两类责任主体的责任，设置了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的双重措施，填补了此前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空缺。

对此，建议如下：

1. 公司股东应合法行使减资权利。具体而言：首先，公司股东应规范自身减资目的。实践中，公司出现资本过剩或闲置、股东无法全额履行认缴资本等情形时，存在缩减资本规模的客观需求。但若公司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产生严重亏损时，股东不得借助减少注册资本逃避缴资义务；其次，公司应制定清晰、完备的减资方案。公司股东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各个环节，履行内部表决程序、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等法定义务。不得随意省略任何环节，确保减资程序的合法性；最后，公司应妥善保存相关文件及沟通记录。包括股东会决议及会议记录、公司财务账册、债权人通知记录及清偿凭证等，以备不时之需。

2. “董监高”应尽职履行协助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严格履行法定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义务，协助公司进行合法减资操作，避免因过错而导致的赔偿责任。例如，对董事而言，股东提出违法减资需求时应予以反对，股东未经合法减资程序不应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制定减资方案时应确保合法合规；对监事而言，应对减资过程履行监督义务；对高级管理人员而言，应基于其职权范围梳理债权人信息，包括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或存有争议的债权人，避免遗漏外部债务。

3. 公司债权人应积极维护自身权利。一方面，公司债权人应密切关注公司财务状况。定期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了解公司的注册资本变化情况，重点关注注册资本额较高、认缴期限较长的公司；另一方面，发现公司有通过违法减资逃避债务情形的，应立即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必要时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方式保全公司财产。在追究相关主体责任时，可将违法减资的股东、存在过错的“董监高”及协助减资的其他股东一同作为被告，增加债务清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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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合同拟定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由于违约金的性质以“弥补为主、惩罚为辅”，所以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这是因为，违约金过高不仅可能会大大增加非故意违约一方的交易成本，影响后续合同及时履行，还会使得守约一方获得过分高于自己损失的款项。从长远来看，过高的违约金容易加剧磋商成本和谈判风险，也容易造成故意违约行为的增加，与商事交易公平、有序的原则也不相符。所以，合同中设置合理数额或计算标准的违约金，不仅有助于督促履行义务一方诚信履约，也有助于守约一方在遭受损失时能合理得到弥补。实践中，在确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时，往往以实际损失作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合同性质、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过错等因素，确定最终金额。对于违约金过高，作为交易一方的违约者理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守约方往往实际掌握因违约金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据，所以守约方也应当就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对此，建议如下：

1. 强化合同审查，保障合同公平磋商。商事交易中，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仅应当关注合同的交易标的、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重要因素，还应当对违约条款等加以关注，对于相关权利义务的确定应当充分磋商、沟通。通过签约冷静期设置等，仔细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评价，避免因合同审查不严格导致违约行为发生，进而承担高额的违约金。

2. 守约方应当及时保留证据，积极主张权利。对于守约方而言，应当保管、留存好与损失有关的证据，既包括违约后的实际支出有关的发票、凭证等，也包括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磋商记录、交易成本证明等。在违约行为发生后，守约方也应当及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 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履行合同，违约后均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在合同交易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应诚信履约，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旦发生违约行为，也应当及时与相对方进行沟通磋商，积极寻求解决路径。无论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合同一旦无法履行，均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从而避免因放置不管增加因合同违约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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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等就公司对外担保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公司担保类纠纷尤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最为多发、常见。虽然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意志的代表机关，但公司对外担保并非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

在“合理审查”的标准下，以有限公司为例，公司对外担保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1. 是否属于关联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分为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为非关联方提供担保。对于为非关联方提供担保，可以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作出决议，具体由公司章程规定。对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只能经股东会决议。若担保方为国有独资公司，则其不得为关联方提供担保；2. 是否有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且决议程序是否符合章程规定。主要包括参加会议的人数、表决的人数、担保的数额是否符合章程规定。该章程是否为担保方的最新公司章程；参会、表决人员是否与登记的股东、董事相符。对于无需决议的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八条作出了专门规定；3. 担保决议内容是否存在瑕疵。主要包括担保的债权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间等约定是否明确、具体。除了前述提及的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外，担保的债权数额与主债权金额是否相符；如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将视为一般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

对此，建议如下：

1. 对于债权人而言，首先，应尽可能在合同订立前进行合规审查，了解有关担保的法律规定；其次，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上述内容逐一核查；再次，在债务人未按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在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内，及时向债务人、担保人主张权利。

2. 对于担保人而言，首先，应完善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其次，建立内部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于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人员的越权担保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加以必要的追责，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合法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再次，充分核查、评估债务人的资信情况、经营情况，降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无法追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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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微信公众号已成为个人和企业传播信息、塑造品牌、市场营销的重要工具。为了进一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许多公众号运营者会使用一些非原创素材，如他人拍摄的照片、创作的文章、制作的视频等。这种未经授权的使用行为，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其作品可能构成侵权。实务中，公众号运营者通常会提出合理使用的抗辩，试图证明其使用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但这种抗辩并不天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列举了合理使用的12种具体情形和1个兜底条款。对于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特定情形，二是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冲突，三是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不适当地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需要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对此，建议如下：

1. 强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在制作推文时，对于拟使用的照片、文章、视频等素材，须进行严格、详细的审查，尽量避免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若将微信公众号交由第三方管理运营的，应规范第三方对素材的使用。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前制定侵权应对预案，若收到侵权通知，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及时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争取协商解决纠纷，避免矛盾升级。

2. 加大对原创内容的推崇和奖励。鼓励运营团队挖掘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故事，创作具有个性和价值的文章、拍摄原创照片或制作原创视频。如此，不仅能够有效避免版权纠纷，还能提升公众号的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读者关注和订阅，形成良性循环。

3. 积极参与对版权交易平台的完善。综合著作权人与公众号运营者等需求方的要求，促进版权交易平台更加公平公开透明，使得各类作品的版权信息、授权价格、使用方式等内容充分被公示，同时确保制定合理的版权交易规则和价格体系，既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便于使用者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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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客体是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犯罪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报酬，数额较大且经有关部门责令仍不支付的行为，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和单位，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为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恶意欠薪行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需要用人单位、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劳动者的共同努力。

对此，建议如下：

1. 用人单位要规范用工制度。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制定企业用工制度，树立重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意识，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流程、解除期限等。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工资报酬，并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在企业用工中为劳动者提供有序、合法的就业环境。

2. 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检查力度，并建立联合会商处置制度。工商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用工检查，采用定期检查培训及抽查的方式敦促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需在职权范围内严肃查处劳动合同方面的违法行为，抓好工资支付、用工实名制等方面的落实情况。另外，劳动监察部门、工商行政机关可建立合作执法机制，在发现行政法规无法规制的违法行为时，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共同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犯罪行为。

3. 劳动者应提高守法用法意识。相关部门可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意识。劳动者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应正确选择维权渠道，从而节省维权成本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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