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遗址“守护记” | 75号故事汇

2025年初，崇明区检察院数字公益中心建成。为了加强对本区红色资源保护的监督，数字公益中心依据区文旅局提供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和《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收录了全区不可移动文物和红色资源的位置数据与卫星影像资料。2025年2月，我们在浏览卫星图斑的时候察觉到了异样：某乡镇红色资源点位在卫星图斑上呈现出不正常的颜色。原本应该是灰色建筑的两个点位，一个变成绿色的草地；另一个则混杂在其他建筑中，难以分辨。

带着线索，我和办案团队驱车前往该乡镇寻找遗址，固定公共利益受损的事实。经过多番调查，我们最终确定“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被一家公司当作仓库使用，而西沙田革命万人议租大会遗址已然灭失成为一片农田。两处遗址不仅没有任何红色资源保护标识，连附近村民对当时的故事也知之甚少。

“不能让这些红色记忆被遗忘”，是我来到遗址现场后脑海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回去以后我们迅速梳理了相关案件事实、法律关系和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将两处遗址的红色资源保护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受理。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西沙田革命万人议租大会遗址和“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虽不属于历史建筑、文物保护点或烈士纪念设施，但已被认定为红色资源。根据《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这两处遗址应由属地镇政府履行辖区内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工作职责。当地村委会告诉我，尽管属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已经发现这些遗址受损，但未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镇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他们并不知晓该两处遗址已纳入本市红色资源名录。

在梳理完本案的案件事实和职责义务后，崇明区检察院向属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其对涉案红色资源采取保护措施。属地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经过研商，我们发现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的产权不清，已由附近企业购买使用，涉及私有物权；而西沙田革命议租大会遗址已然灭失，保护工作无从开展；并且红色资源保护不同于文物保护，相关规范性文件还不够全面。

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协同作用。一方面，我们向具有相应知识的“益心为公”志愿者了解西沙田革命的典故和保护现状，研讨红色资源传承和保护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我们确立了分类处置的工作思路，协调区文旅、区档案等职能部门，对于仍有建筑存在的“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对于已灭失的西沙田革命议租大会遗址则开展红色资源数字建档工作。

在实地走访时，当地一位年长的老人曾告诉我，他们从小便在西沙田革命万人议租大会遗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议租大会遗址承载的是那一代人的爱国情怀。虽然遗址因历史久远早已损毁严重，不具有修复的可能性。但在积极联系区档案部门后，我们幸运地发现该遗址的珍贵史料得以保存。于是由区档案局协助属地镇政府对红色资源进行数字建档，采取“建馆展示+微信宣传+数字保护”的替代性修复手段，让崇明佃农的斗争精神在新建的“崇明西沙风云史料馆”中，以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再次被人们看见，成为跨越代际的星星之火，生生不息。

除了运用替代性修复手段创新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地履职范式之外，我们还通过法治化手段，督促属地镇政府积极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进行环境整治，与相关部门对接并申报文物保护点、申请红色资源保护标识，促使其创新“红色资源+生态旅游”保护模式，让革命文物成为生动的党史教材。因属地镇政府已采取相关整改措施，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已消除，崇明区检察院遂终结案件。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我仿佛看见，当年在遗址旁聆听爱国教育的孩童，与如今在史料馆里驻足的少年四目相望。这份跨越时空的连接，也在一封手写的信笺中得到回应——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党员在报刊上了解到本案后，来信写道：“非常感谢你们如此热心地发掘本地的抗战历史，十分难能可贵。”

红色精神从未远去，它就在展馆的光影里，在少年专注的目光中，也在这份跨越年岁的共鸣里，换了一种方式得以传承！而这，正是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