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战火波及上海,11月全市及郊区相继陷落。抗战爆发后,我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中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高度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并制定相应的工作方针: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工委”)接到指示后,在上海郊区相继建立抗日武装。其中,从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分支出来的浦东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淞沪支队”)一直活跃在上海地区。
南渡浙东
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于2月1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浦东工委接到指示后,决定派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南渡到浙东三北(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5月10日,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经过乔装的50名战士在中共地下党员朱人侠的带领下趁夜色乘船进入杭州湾。当我军船只行驶至一半路程时,遇到了日伪军的巡逻艇。敌人发现后,立刻高声喊话:“干什么的?”朱人侠回答:“从海北来,做生意的。”敌人一听是从沦陷区出来的船只,只用探照灯扫了一下,便离开了。就这样,第一批战士有惊无险地抵达三北地区。第二批战士于6月15日顺利登陆。
初到浙东的战士们得悉有一股日军从庵东据点开来后,决定进行伏击。6月18日和25日,我军在浙江余姚相公殿附近两次设伏,共歼灭日军16人。8月下旬,第三批战士在第五支队第五大队副队长朱亚民(原名朱永林,又名诸亚民)的带领下也来到浙东。汇合后,他们在三北的登州街、横河、梅园丘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重返浦东
坚持抗日反“清乡”
1942年9月,浙东区党委作出《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方针。同时,决定由朱亚民带领一支队伍回到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随即,他从队伍中挑选了11人,成立浦东支队。重返浦东后,大家动员村中青年成立抗日团体,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夜袭苏家码头检问所、奇袭钱家桥日军据点,队伍逐步壮大。
1944年4月15日,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印制的《战斗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浦东部队威风凛凛》的文章。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供图
1944年4月15日,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印制的《战斗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浦东部队威风凛凛》的文章,写道:“我浦东部队,虽在敌伪残酷频繁的‘扫荡’‘清乡’下,仍积极活动,处处打击敌伪,使敌伪太平洋上后方重要基地的上海,常感不安。在浦东的敌伪,畏于我军威名,困守据点,不敢下乡。上月(三月)廿六日,有敌伪四人下乡遭我袭击,当场击毙二名,活俘一名,缴获新式三八枪两支。敌人恼羞成怒,廿八日突集结兵力二百余名(全部鬼子)持有轻重武器,秘密向我奉贤县北之北宋驻军偷袭,敌寇阴谋,当为我洞悉后,虽敌众我寡,我仍奋勇抗击,机动战术,迷惑敌人,并痛击敌寇。自早晨六时,激战至下午四时,辗转四个地点,卒将敌寇击溃,击毙敌寇五十余名。……敌人遭此重创后,恐慌异常,常对据点附近民众说,‘新四军利害格,打仗凶来西’。”7月13日,《新浙东报》也刊发了有关我军在浦东会稽击退敌寇侵扰的消息。
1944年7月13日,《新浙东报》刊发我军在浦东会稽击退敌寇侵扰的消息。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供图
1944年8月中旬,我军侦查员获悉,周浦据点的日军守备队准备前往六灶,与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汇合,进行“清剿”。朱亚民得知后,决定在浦东地区的朱家店附近设伏。该处河汊纵横,芦苇丛生,既便于我方隐蔽,又限制了敌方机动。21日,我军在伏击圈隐蔽等待入侵之敌。13时许,当日军走进伏击圈后,只听“轰隆”一声,提前埋好的诡雷爆炸,战士们见状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一番激战,敌人溃不成军,刚向西逃窜,又被我军堵截。随即,敌人纷纷跳河,企图向北逃离,后被埋伏在两岸的战士们击毙。据统计,此战共击毙日军34人、汉奸1人。朱家店一战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斗志。
痛击顽敌
稳固浦东局势
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改编为“新四军淞沪支队”(以下简称“淞沪支队”),朱亚民任队长,领导淞沪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春,新四军苏浙军区命淞沪支队西进。随即,支队一部按命令转移至浦西的青浦、松江、嘉定地区,一部留守浦东。3月5日,浙东抗日根据地机关报《新浙东报》刊登了记者梁山的长篇报道《新四军在浦东》。他将淞沪支队喻为“浦东人民的灯塔”,在文中更是写道:“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他们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效削弱了上海敌伪的统治,与苏南、苏中的新四军形成鼎足之势,从三面逼视、骚扰、打击并消耗着华中敌伪的核心——上海及其周边的敌人,同时积聚一切力量,积极准备迎接胜利的反攻。”
3月5日,浙东抗日根据地机关报《新浙东报》刊登了记者梁山的长篇报道《新四军在浦东》。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供图
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稳住浦东局势,朱亚民于5月7日给国民党奉贤县县长马柏生致信,写道:“日本法西斯军阀,前曾席卷南洋群岛,气吞太平洋,瞻前四顾,似一世之雄也。然而曾几何时,为美军英威所逼,屡战皆北,节节溃退,其亡将无日矣!执事所谓‘日寇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复于我有利’,诚如是也。”“今日天下大势已定,独裁者亡,法西斯者亡,而民主则必胜;故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其字典中已无胜之—字矣。”“自三战区沦为敌后以后,吾新四军为抗日、为救民,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将军为司令,扩大解放区,打击敌伪,解民倒悬,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已陷在我包围之中。惟(唯)我人并不关门抗战,而竭诚欢迎真正抗战、真正民主之部队、党派,证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内有不少国民党党员,有不少无党派人士,在共同干着抗战建国工作。”朱亚民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告知马柏生要看清形势并申明抗日大义。马柏生收到信后,却断然拒绝洽谈,认为淞沪支队的主力已转移,留在浦东的部队从人数、装备上远不及日军,因此认定有机可乘,遂四处追捕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后,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毅然决定铲除这股敌对势力。8月18日凌晨,战士们在李家桥一带向敌军发起猛攻,毙伤敌军数十人,生俘537人。
朱亚民的信。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供图
抗战时期,淞沪支队坚持在农村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广泛发动群众,力量逐步壮大,为上海地区抗战作出积极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8月15日 总第4328期 第二版
撰稿:瞿军
编辑:陈皓
排版:龚紫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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