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新茶刚上市，有一天，我们进厂后住在同一宿舍的学徒工们忽然议论起了茶。车间有个团干部姓朱，大家叫他“朱头”，他说最好的春茶一斤价格不超过50元。一个绰号叫“格算”的同伴马上反驳：“有超过50元一斤的，你怎么讲？”“你买来！我请客大家喝！”“朱头”很爽气。
这个“格算”在车间做滚铣床，精于计算，因此在我们这批徒工中，技术算是学得很好的。无论车钳铇铣工，做汽车齿轮配件，在检验产品合格时，都允许有几毫米范围内的误差。但凡检验“格算”经手加工的，误差往往是最小的，有时甚至可以精确到无误差。在生活中，他也精于计算，凡划不来的买卖他从不做。周末，郊区工厂的青工纷纷回市中心区，之前都会去工厂围墙外的南大街菜市场，买些农副产品捎带回家。这个“格算”在讨价还价时，常常把菜农杀价杀到几乎无利润可赚。久而久之，我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格算”。
与“朱头”为春茶价格打赌后的那个周末，“格算”照例乘厂里班车回市区。待到下周一，他果然买了昂贵的“碧螺春”来，下班后他在宿舍里轻轻地打开茶罐，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再看茶叶，全是嫩绿的芽头，外里蒙着薄雾般的细茸。我们几个出身贫寒的“学生仔”从未见过如此好茶，一下子全激动了，“喝！喝！”宿舍里喧闹一片，青春在嚷嚷声中骚动。
“慢！”“格算”贼忒嘻嘻地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发票递给“朱头”：“眼睛张张大，看看啥价钿！”“朱头”接过发票，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哪能价钿介大？”我瞥了一眼，上海黄山茶叶店的发票，上面写着：特级碧螺春，2两，13元。我不由伸伸舌头，真的那么贵，那价格每斤65元，超过了“朱头”最初说的最贵不过50元。“格算”手下留情，只买了2两。但13元钱，按当时的水准，已超过了我一个月一日三餐的全部伙食费，对月收入仅17元8角4分的学徒工来说，确是一笔巨资。
“哪能讲？”“格算”看着“朱头”，目光不依不饶。“朱头”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微颤，但他还是很有勇气地手一挥：“我请客！”于是宿舍里又一阵起哄，鼓掌，喝彩。
有一句说一句，“朱头”的豪爽坦气，是“格算”所远不能比拟的。他的慷慨一直到老，多年后他辞职下海当企业家，每有同事聚餐，都是他做东买单。前些年，我有新著在嘉定新华书店签售，他得知后专程从市区赶来捧场。下午的签售会，他上午就来，中午还招兵买马在饭店叫来昔日同事，祝贺我的新书发布。
那夜，宿舍里一片喧哗、忙乱。有的提竹壳热水瓶去楼下大炉间泡开水，有的乒乒乓乓地拿出玻璃杯、搪瓷杯，连食堂的搪瓷碗都用来充当茶具，很有点“小贼出外快”般的兴奋。我把“朱头”拉到一旁，悄声问：“这么说你要为这一小罐茶叶白做大半个月？”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没有办法的。我说话不作数，你们以后还有谁听我！”“朱头”这时倒坦然了，没忘自己是团干部。“朱头”在车间里做钳工，专门为飞轮齿圈倒角，想着他常常汗流浃背、油污一身，我有点同情他。
第一次喝如此好茶，大家都有点贪，往杯里抓茶叶的时候，量都比平时多。开水冲泡后，那早春茶的清香满屋弥漫，没喝都有点微醉，待一上口，便异口同声说：“味道好！”有的还笑谑地谢着“格算”，说是“格算”让我们领略了一回什么是极品茶。“格算”很得意地瞥着“朱头”，说要谢也该谢他。就这样，大家一杯杯地消受，飘飘欲仙，其间，不时有人小跑着上厕所，从楼上奔往楼下的木梯声都是兴奋的。
折腾至半夜，茶罐已空。我微酣，大脑神经却异常活跃，在床上转侧难眠，翻来覆去的，以致那张上下铺的木床吱吱嘎嘎的发了一夜的奇怪声音。此种状态正是茶醉。有人更是醉态百出，“格算”接连呕吐了几回，最后连胃里的清水都泛出来，我笑他：“这回你也没什么‘格算’！”“朱头”一边骂娘，一边嘀嘀咕咕地抱怨这茶太贵。也有大哭大笑的，其神态绝不输于酒醉的。我记不清是谁，唱了一夜的革命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之类的，到后来还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时过境迁近一个甲子，回想当年那夜茶醉情景，竟觉梦一般美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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