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在新经济学家智库举行的“即时经济与扩内需”闭门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发表了题为《近场服务的现在与未来》的主旨演讲，从即时经济的底层逻辑、发展现状、竞争生态、未来趋势和政策建议五个层面进行了探讨。
一、即时零售的经济学底层逻辑
陆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即时零售、即时服务兴起的基本逻辑及其时代背景。他指出，即时经济现象源于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重驱动。
在需求侧，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导致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增大。在此阶段，消费者对服务的需求在数量、质量及多样性方面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供给侧，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信息收集成本以及履约成本。
陆铭分析称，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审视，即时经济特别是新型服务业电商的快速发展，高度契合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框架。
亚当·斯密的理论指出，市场范围的扩大将深化分工，交易成本的下降直接促进了交易规模的扩张。例如，传统生活服务消费通常局限于消费者所处位置一公里半径范围内，而即时零售与即时服务则可将服务消费半径扩展至三至五公里。这极大地拓宽了市场规模，深化了产业分工，并催生了新兴职业形态。同时，消费半径的扩大也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可接触的服务多样性，更能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罗纳德·科斯的经典理论则阐释了交易成本对组织形态的影响：高昂的交易成本会促使企业将更多经营活动内部化；反之，交易成本的下降则推动企业趋向小型化、原子化发展。由此可推论，当前一人公司、灵活就业等组织形式的涌现，正是交易成本降低的体现。
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涵盖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及新市场开拓、商业模式与渠道革新。该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当前平台经济驱动下，服务业呈现的电商化与服务化趋势。
二、近期平台补贴战的产业成长和效果评估
自2025年以来，平台竞争日趋白热化，多家主要电商平台相继进入即时零售与近场服务新赛道。陆铭谈到，现有数据表明，平台补贴战已显著刺激了订单量增长，其动力主要源于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首先，消费群体的拓展。部分原本专注于商品销售的传统电商平台用户，开始转向并融入近场服务与外卖消费群体，为行业引入了新的消费者来源。
其次，地理覆盖范围的扩大。数据显示，本轮补贴竞争显著提升了在相对边远地区（如西北地区）的平台渗透率，带动了当地外卖单量的快速增长，骑手数量的增幅也更为显著。
再者，消费习惯的持续演变。回顾过去二十年的零售服务发展历程，消费者行为经历了从完全依赖线下，到逐步接受电商线上平台，再到如今连服务也可在线消费的深刻转变。供给侧的变化实际上持续推动着消费者习惯的变迁。
陆铭指出，部分消费者（包括他自身）从抗拒到逐步接受线上购物及外卖服务，正是这一演变的体现。而近期的平台补贴竞争加速了外卖等线上消费习惯的养成，其可持续性值得长期观察。
然而，在肯定即时经济扩张会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必须关注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补贴竞争的确在短期内拉动了与外卖相关的消费增长，并促进了就业，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骑手数量激增。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拉动效应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外卖单量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消费形式，其净效应究竟如何？
“在当前整体经济形势承压的背景下，平台竞争进而刺激消费的正面效应存在，相比用政府的公共资源来补贴，用企业的资源来做补贴促进了消费，消费者得到了福利，何乐而不为？”陆铭称。
然而，在进行更为科学严谨的研究前，陆铭认为其对长期净效还难下定论。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是对线下经济的潜在冲击。当部分消费习惯转向线上后，线下实体商业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现有数据显示，部分商家确实受到负面冲击，但也有大量商家销量持平或增长。因此，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下商家所受的影响：何种情形下是负冲击，何种情形下是正冲击或无冲击。
基于自身研究和经验，陆铭提出了分析“线上对线下冲击”的关键影响因子是区域人口密度。在人口高密度区域，由于存在溢出效应，线上渗透率的提升更可能对商家产生正面影响；在人口低密度区域，线上服务对线下的替代性可能较强，商家更易受到负面冲击；而在人口极端低密度区域，原本就不足以支撑外卖服务供给，商家在此轮补贴战中可能基本不受影响。
因此，陆铭认为，线上经济与线下人口密度的互补关系导致，外卖渗透率提高后，对高密度区域商家影响偏正面，低密度区域偏负面，极端低密度区域则无显著影响。
值得关注的另一方面是线下实体空间体验的差异化影响。陆铭指出，线下实体空间本身的体验感、多样性及其社交功能的强弱，是决定其受外卖补贴冲击程度的关键变量。体验感强、多样性丰富、社交功能突出的线下空间，受冲击相对较小。理论上，即使补贴结束，消费者仍可能回归此类线下空间，因为服务业中线下社交功能日益重要。
陆铭指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的线下空间已成为重要的社交载体（如喝咖啡、就餐），其功能远超单纯的餐饮消费。因此，对平台补贴战持批评态度的个人或商家，要思考线下被外卖替代的根本原因：是线上服务技术进步本身的问题，还是补贴方式需要改进，抑或是自身线下店的体验感和社交属性有必要提升，从而积极适应一部分服务可通过线上化渠道提供而到家的未来趋势。
换言之，面对部分消费活动向线上转移，线下实体应更加注重依托其密度和流量优势，强化多样性、互动性和体验感。这需要两个层面的努力：城市更新层面，要推动线下消费空间的整体改造升级；在商家经营层面，则提升进店后的服务体验。例如，对于餐饮店而言，若“堂食”与“外带”体验无差异，则易受线上冲击，因其未能充分体现线下空间的社交属性。此类商家可能需要考虑转移至租金更低的区域，或着力改进店内环境的体验感和互动性。
三、如何看待公平竞争
当前，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中的公平竞争问题亦高度关注。对此，陆铭将当前的竞争行为区分为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两类，并分别进行探讨。
在非价格竞争领域，陆铭指出，部分商家的行为值得商榷，例如散布虚假信息、发布不实新闻、诋毁竞争对手，甚至捏造并煽动舆论情绪。此类行为在特定情形下需进行必要的行政指导，而该职能只能由政府承担，原因在于部分行为的证据收集与认定存在较大难度。
在价格竞争方面，监管层面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合理与不合理的价格竞争。陆铭提出了判定标准，若一项价格竞争行为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则可能构成不合理竞争：一是持续性补贴，补贴行为持续时间过长；二是持续性亏损，平台在实施补贴的同时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三是以谋求市场垄断地位为目的，其目标旨在获取垄断地位，甚至可能阶段性达成此目标。
基于上述标准，陆铭评估了近期出现的价格竞争现象。在持续性方面，此类竞争未必会长期持续。在亏损状态方面，当前竞争显著符合第二个条件，即平台是以亏损和不盈利为代价进行的。正因如此，陆铭判断该行为本身也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在垄断意图方面，就第三个条件而言，陆铭认为，当前市场格局并非新进入者旨在获取绝对多数份额，而更多是对既有即时零售电商主导地位的挑战。因此，在此点上尚难将其定性为恶性竞争或内卷式竞争。此外，该竞争对消费人群渗透率提升及消费习惯养成仍具有增量效应。
陆铭强调，建立清晰的理论区分标准至关重要，以便在未来应对新情况时能做出更具预判性的评估。
四、即时零售未来发展的趋势预判
对于即时经济未来发展，陆铭认为，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是服务到家模式的深化与拓展。近场服务业将从初期的外卖，逐步扩展至“万物到家”（如药品、生鲜等半小时送达服务），并进一步向“服务到家”演进。未来，诸如按摩、美容、护理、宠物照料、老人及儿童看护等上门服务将日益普及。这将显著推动职业形态的兼业化与灵活化发展，从积极角度看，有助于个体技能得到更充分利用。
其次是灵活就业与多点执业成为主流。未来的服务业，除传统雇主模式外，无明确雇主的灵活就业者比例将大幅提升，且呈现多点执业特征（例如配送人员可同时承接多个平台订单）。服务到家模式可能演化出两种主要形式：基于平台的服务供给（B2C）和个人对个人的服务供给（C2C）。
陆铭举例指出，部分平台（如闲鱼的“技能”频道）已开始探索此类模式，用户可展示其烹饪、茶艺、接送、宠物护理等多样化技能，在平台经济支持下实现供需高效匹配。这不仅创造就业机会，也提升了消费者生活质量。对个人而言，这不仅是多点执业，更是多种技能的“兼业”化发展。
再者是人工智能（AI）深度赋能。AI技术将在服务业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陆铭举例道，如在旅游平台预订航班后，AI可自动规划后续行程（路线、酒店、餐饮等）。此类AI驱动的个性化、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将成为平台经济叠加于服务业之上的新功能。
五、政策建议参考
基于上述研判，陆铭提出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是审慎包容监管平台竞争。依据前述关于不正当竞争判断的理论逻辑，建议监管层对平台间竞争采取审慎包容态度。应避免“一刀切”式的否定或关停措施，可适时采用窗口指导等方式，给予商业模式必要的演化空间，避免过早中断其发展进程。
第二是推动平台协商自律机制建设。鉴于中国行业协会传统相对薄弱，政府应在市场与企业间扮演协调者角色，推动建立平台协商自律机制。建议监管部门针对平台经济等重点行业，定期组织政策协调会，研讨并协商促进行业内适当竞争与良性发展的规则与做法。
第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专家研讨与听证机制。为应对行业内卷式竞争，应由监管方牵头组织专家座谈会乃至听证会。参与者应至少涵盖企业、消费者、商家、配送人员（骑手）及学者等五方代表，确保政策研讨能充分反映各方诉求，寻求多方共赢方案。
第四是预判并防范服务到家模式的新风险。在即时零售向服务到家拓展过程中，需高度关注并及早预防潜在难题。核心挑战在于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进入一对一的家庭私密空间接触模式，这带来了人身安全风险及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对此类新型风险需加强预判，制定相应防范措施。
第五是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与生活质量提升。一方面是要优化社会保障。在技术驱动灵活就业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需着力提升就业质量与社会保障水平。当前焦点在于是否强制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障。
陆铭认为，医疗与工伤保障争议较小且已在改善，但养老保障的全面覆盖需满足两个前置条件：一是加速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二是推进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当前若强制缴纳养老保险，跨省流动可能导致账户衔接不畅与资金损失。此外，调研显示，部分配送人员因家庭贫困、负债、子女教育等压力，对即时现金流需求迫切。强制降低其现金收入以缴纳社保，未必符合其当前最优利益。
另一方面是保障从业者的核心生活需求。改善灵活就业群体（如配送人员）的生活与工作质量，需重点解决其两大核心诉求：子女教育与住房。
在子女教育方面，国家应大力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就业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逐步实现在大城市稳定工作一年以上即可保障子女入学，破除积分或户籍门槛，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在住房保障方面，应扩大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租房、廉租房供给（如“一张床、一间房”模式）。
陆铭以上海市响应中央要求建设“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实践及其团队与平台合作的项目为例，指出此类住房保障项目成效显著。实证研究显示，享受公租房的配送人员并未如传统研究所担忧的减少工作，反而增加了工作时间，提升了收入水平与生活满意度，并增强了长期稳定就业的预期。建议根据灵活就业者的实际收入水平，而非其是否依附于特定单位或平台，来界定其享受公租房或“一张床”等保障的资格，并持续扩大此类项目的覆盖面与供给量。■
（首发来源 新经济学家智库；本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即时经济与扩消费》闭门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