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灵境秀，乡贤辈出，是一个地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才德杰出人士的多寡，是与这个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文底蕴丰厚的地方，必然会诞生和孕育一批品格高洁、声望卓著，或才能杰出、地位超然的人物，令后人仰望、尊崇。当然，这些人物彰显的不仅仅是个人荣光，背后所代表的往往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家族。所谓乡贤郡望，便是这个意思。“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为众人所仰望的名门大族。由此产生了慎终追远的习俗，树立起了对传统的敬畏，还有一批批可供后人怀念、凭吊、祭祀的先贤。

吴越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起源很早。有句老话叫做“水秀育文，物丰崇武”。山清水秀之地，容易出才子佳人，物产丰饶之地，一般武风较为浓郁，但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面貌粗犷、好勇轻死，“剪发文身”，属夷越文化体系，与华夏主流文化差别较大。其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从老庄、孔孟到申韩，著名学者也主要产在鲁、齐、魏等地。据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多达124人，吴国排在第10位，也是倒数第2位，仅有2人。西汉以后，江南农业有所发展，火耕水耨渐为犁耕代替。三国东吴对江南的经营，使这一带逐渐富庶起来，此地才德之士逐渐增多。吴郡顾雍先后被封为娄县等县县令，陆逊先后被封华亭侯、娄县侯、丞相，其孙陆机和陆云，合称“二陆”，在西晋时期以文学才华闻名。顾氏、陆氏家族的兴盛，对于上海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引发人口大迁移，齐鲁流民纷纷过淮渡江，江淮流域发展迅速，江南大片卑湿之地变为良田。东晋开始，中原朝廷迁至吴越地区，又有大批北人南下，规模远胜从前。南下的中原士族带来了玄学和清淡之风，早期吴越的尚武逞勇之风逐渐被南渡士族的精致典雅文化取代。到六朝时期，道教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佛教也在吴越地区兴起，儒释道开始合流，说玄说妙，蔚然成风，这扩充了中国思想的内涵，而吴越民风也逐渐趋向平和、雅致，这在建筑风格上也得到了体现。

就譬如说龙华寺山门前的龙华塔吧。在科举时代，龙华塔被誉为上海县的“文笔峰”。这座砖木楼阁式塔又称“报恩塔”，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后在唐末黄巢起义时，与寺一起毁于战火，现在的龙华塔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重建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上海西南地区，属于鹤立鸡群的高层建筑。龙华塔在自身纤细、轻灵、飘逸的基础上，融入了吴越文化，更是中外建筑文化合璧的产物，是地域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不同地域审美风格的艺术显现。

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晋陆氏是上海人文肇兴之始，以理想追求、艺术创造成就了上海地区博雅文化的精神禀赋，推进提升了上海地域文化的层次，所以“二陆”也就成为“云间人文始祖”。云间其实是古代松江地区的俗称，一般特指松江，也可泛指苏州以东地区。唐立华亭县，因陆机、陆云家居华亭县治，故“云间”又特指华亭县。上海立县前也属华亭，正式立县后遂不用或极少用“云间”之别称，但因为有这么个文脉传承所系，上海县人当然非常认同陆氏的文化影响力，并始终推崇和景仰。而“云间”别称据说同陆云有关。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上文中解释过“吴会”一词，这里还得引用一下此句），古时把皇帝喻作“日”，把皇帝所居之京都称之为“日下”，“云间”是“日下”相对的词，原义似指离京畿很远的边区。陆机素以机敏过人受到人们尊敬，一次在帝都洛阳的文人雅集中，在座一位洛阳人荀鸣鹤以“日下荀鸣鹤”出对，陆云即以“云间陆士龙”（陆云，字士龙）应对，引得在座文人的称誉。此后，“云间”即成为陆云家乡华亭及后来松江的别名，流传至今。

这里得说明一下，当代人理解历史地理的概念，往往会做古今简单直接的类比。比如提到“松江”，就是指现在的“松江区”，其实在古时，是指吴淞江沿岸乃至整个上海地区；一提起“吴”“越”“楚”这些概念，又认为是今天的江苏省的苏州、浙江省的绍兴和湖北省的荆州。这些地方确与吴、越、楚文化有渊源关系，但不是简单的对应与类比。就如上海县，虽然它是上海市建置之本，但上海县不能等于上海市。上海县700年，更不能等同于上海700年，或代表上海700年。历史上行政和地理上复杂的变迁，造成了各个时期对地名的理解不同，意义更不同。

“二陆”是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陆机被誉为“文章冠世”，相传他作《文赋》时尚在上海故里，每自属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他主张“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然后“选义案部，考辞就班”，才能做出好文章。陆云虽不及，“而持论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