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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读《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留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

转自: 2026-09-23 19:00:00

读《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留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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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胤的新作《大地居所:中国乡土建筑史诗》(以下简称《大地居所》),根植于数代学者接力耕耘的田野传统,以十六处传统聚落为样本,铺展了一幅丰富多样的中国乡土人居全景图。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跳出建筑形制研究的固有模式,将乡土村落视作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活态社会文本,不仅为学界呈现了一套独特的人居观察与研究方法,亦带着普通读者开启了一趟文化之旅。

乡村没有“模版”

传统乡土建筑读物,容易陷入两种惯性叙事模式。一种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把乡土建筑简化成不同的地域符号。另外一种,则是聚焦少数知名度高的古村落,对乡村进行碎片化地解读,难以触及聚落背后深层的社会运行逻辑。《大地居所》努力跳出上述窠臼,在海量传统村落中,依照一定的文化逻辑和分析框架,跨越辽阔地理空间,精心选择十六个案例,为读者打开认识中国乡土文明的窗口。

书中选取的十六处聚落,广泛分布于祖国东西南北:黄土高原上适应干旱地貌形成的窑洞村落,江南地区依托世家大族发展起来的古老乡村,闽东南以防御为核心功能的堡寨聚落,两广侨乡融合本土文化与海外影响的民居群落,西南地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村寨,以及云贵高原顺应山地梯田系统形成的哈尼族聚落。案例不仅覆盖了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域,而且囊括了农耕、商贸、手工业、戍边、侨居等多种形态,兼顾自然环境差异、社会结构区别、文化信仰的多样性。

书中每一个聚落都拥有可以被少数关键词概括的核心特质,村与村之间界限清晰。部分村落的特质来源于自然环境影响,人居营建必须优先应对地形、气候、水土、物产的客观限制;部分村落的特质根植于社会组织,宗族制度决定了祠堂的核心地位,进而塑造了整个村落街巷、院落的排布和秩序;部分村落缘起于安全诉求,盗匪侵扰、社会动荡催生高墙、碉楼、环形堡寨等空间形态;还有一部分村落,面貌由商贸、信仰、移民史塑造。

换言之,每一处村落都不是统一模板下的“古村复制品”,而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长期磨合生成的一个居住体系。作者观察村落,目光不停留在孤立的民居建筑层面,而是把山水格局、农田系统、街巷肌理、公共建筑、民居,以及世代生活于此的人群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筑的确是物质载体,村落则是一套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通过差异化的样本,这本书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乡村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营建范式,广袤国土之上的传统村落,本身就是一部底蕴深厚、形态万千的乡土社会史。阅读这些案例,便是阅读人们在大地上留存下来的文化记忆。

建筑不仅是建筑

如果说案例的精选奠定了全书内容的广度,那么独特的编排体例,则赋予了其思想上的深度。与多数乡土研究著作按照地理分区、建筑类型进行平行罗列的方式不同,书中十六处村落,被归纳成“粮食”“安全”“组织”“信念”四个篇章。四个主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遵循层层递进、由物质生存通往精神世界的逻辑链条,还原了中国人传统栖居的内在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粮食。这一部分的书写,聚焦人地关系,解读聚落如何依附土地、农业生产而生长——在黄土高原,深厚的黄土层易于垦殖,先民在此驯化并广泛种植了黍、稷等耐旱作物,李家山村的居民因袭了这一传统,掘土而耕,也适应了干旱环境和沟壑地形,掘土而居。位于晋中平原西缘、汾河与白石河交汇处的清源城,河流泛滥带来的泥沙让土壤得以改良,形成了“东粮西菜”的农业分工,并逐步发展出从粮食加工到利用盐碱土制盐,进而以副产品火硝制造火药的系列手工业。河北省蔚县暖泉镇,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当地居民依靠壶流河盆地的土壤和常年不竭的泉水以及骡帮,建立起了涵盖粮食生产、储存、加工、交易与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闻名于世的哈尼梯田,则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陡峭山地改造为高效农田。四个案例共同说明,乡土建筑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协同关系,建筑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服务于农耕生产的空间载体。

第二层是安全。当物质生存得到基本保障之后,抵御外部风险成为重要命题。洪水、地质灾害、盗匪战乱,种种生存威胁投射到物质空间之上,催生堡寨、碉楼、护城河、封闭环形聚落等营建模式——广东肇庆黎槎村以八卦形布局和分散住房,与西江洪水长期共存。福建西南一带的土楼,以高墙深院和环形结构,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广东开平的碉楼,在械斗与盗匪侵扰的环境中诞生。浙江江山的廿八都,兴起于清兵驻防,后从军事要塞转型为商贸集镇。在这些地方,建筑墙体不仅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同时也成为守护社群生命财产的屏障。

第三层是组织。当生存与安全得到保障之后,社群内部秩序建构的必要性随之凸显。宗族血缘、行会手工业、移民社群等社会组织力量,深刻塑造了村落的空间——浙江建德新叶村,11座祠堂以“总祠—分祠—支祠”的层级结构,将血缘关系固化为空间秩序。浙西南仙霞岭深处的三卿口村,把建窑烧瓷作为支柱产业,当地宗族通过编修族谱、修建祠堂、举行祭祀来维持凝聚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族共窑”的生产模式。山西介休的张壁村,长期以来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多姓混居、血缘关系相对松散,其22座庙宇成了维系社会秩序和社区认同的重要纽带。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的黄岗侗寨,五座鼓楼对应五大房族,既是议事中心,也是文化的象征。它们说明,建筑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也是维系秩序、传承认知的媒介。

第四层是信念,也是整套体系的最高层次。在生存、安全、社群秩序之上,信仰、礼仪、精神寄托等深刻介入村落的营建之中。浙江兰溪诸葛村,祠堂众多,人们以“丞相之后”的身份认同,守护着家族记忆与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浙西南松阳县杨家堂村,由元末明初政治家宋濂后裔所建,村民将儒家理念深深地嵌入村落布局中,祠堂建在村口显要位置,住宅呈中轴线对称分布。粤东北梅州的围龙屋,通过“赏丁”仪式与半月形水塘,表达客家人对子嗣延续的重视。徽州村落,则在白墙黑瓦与“四水归堂”之间,将新安理学的伦理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在这些地区,山水被赋予了文化内涵,营建活动承载着当地人对天地祖先的敬畏,空间最终成为精神世界的容器。

《大地居所》的编排逻辑打破了地域的束缚。读者不再以游客视角去观赏一个个割裂的古村标本,而是跟随作者的分析路径,穿过建筑外在面貌,追问聚落形态形成的背后动因:这些村落为什么会建成今天的模样?哪些因素推动它一步步演化至今。在作者笔下,乡土建筑不仅是古代工匠主观的艺术创作,而且是生存方式沉淀下来的物质结果。山水环境、生产模式、社会制度、精神信仰彼此影响,共同书写了乡土聚落的演变过程。

尊重差异性的古老智慧

《大地居所》拥有十分鲜明的语言特质。全书语言克制平实,极少使用艰深的建筑学专有名词,降低了阅读门槛,却没有牺牲内容的严谨性。它的文本底色,建立在作者长年累月扎实的田野调查之上,既拒绝空洞抒情,摒弃游记式的感慨,又具备很强的文学性,阅读体验流畅且愉悦。

《大地居所》的可读性,也源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作者的书写打通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边界,观察建筑,不只看梁柱斗拱、形制样式,更深思社群关系,用历史学的视角梳理聚落演变脉络,用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民间习俗。建筑,由此跳出了建筑学的单一学科边界,成为观察社会的媒介——一座祠堂,不只是一组古建筑,更是宗族系统运行的物质符号;一条古街,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当地人交往、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静态的建筑,由此还原了动态的生活。

笔者以为,这本书的价值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知识传递层面:通过十六个样本聚落,向大众系统展示中国乡土村落丰富多彩的面貌,让读者认识传统营建智慧,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栖居理念。第二个是学术范式层面:我国传统村落数量庞大,田野资料纷繁庞杂,面对海量信息,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零散的营建细节中,而这本书示范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在进入田野现场之后,首先捕捉一个聚落最为突出的特征;接下来,以此特征作为切入点,梳理一条贯穿村落历史与空间的线索;然后,顺着这条线索,辨识聚落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在庞杂现象中确立一座村落独有的样本价值,形成创新性的观察与解读。

站在城镇更新、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阅读这部著作,它的现实意义还可以进一步延伸。现代化建设多追求效率、标准化,很容易带来同质化的困境。乡土传统留给我们的,是顺势而为、谦冲自持、尊重差异性的古老生存智慧。当然,这本书并不是简单怀旧、一味美化传统乡土社会,而是倡导将传统聚落的营建思想作为当下乡村建设的参照。

简言之,《大地居所》不是一部寻常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案例汇编,而是依托几代清华学者的田野积累,以审慎的样本选择、层层递进的编排结构、多学科融合的叙事笔法,写成的一部活态乡土社会史。

【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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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邱诗懿;初审:刘星月;复审: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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