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 丽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何藩
（1931—2016）
何藩（Fan Ho）逝世已十年。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傍晚，我在上海收到香港摄影师吴家如发来的消息：何藩在美国病逝。我应该是最后一位给他做专访的中文记者，家如是那次采访的摄影师。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何藩赴港，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到香港。那一年他八十三岁，精神很不错，接连两天参加高强度工作。二十九日那天，他穿一套深色暗条纹的西装，内搭马甲、一条色彩飘逸的印花领带，黑色的皮鞋看着很舒适。面孔小，是适合出镜的“巴掌脸”，手脚也小巧，是江南人的骨骼。那日，何藩的女儿女婿也来到活动现场。女儿头发花白，面孔白皙光洁，让人不禁想起当年何藩在邵氏做场记，因生得白净，被请去演唐僧。
在我二十年的采访生涯中，从未有一人让我觉得舍不得、时间太少：总共不到半小时的两次交谈，何藩的言语可谓字字珠玑——也成了这位大师留给中文世界的宝贵资料。
文学梦
那次采访，何藩和我讲，他迷恋特吕弗、费里尼、伯格曼那样的人，做梦都想做艺术电影。八十三岁的老人，用了迷恋(obsession)这个词儿。这句话在我心里回响了十余年。是迷恋、渴望成为那样的人，一种纯粹的、强烈的精神及审美追求推动着一个人的一生。迷恋即神化，他将这些大师奉为神，在走向神的过程中，他也拥有了神性。
何藩的摄影实践开启于青少年时期。十四岁生日时，父亲送他一台相机，这一年他用这台相机拿了生平的第一个摄影奖——一张在黄浦江边有落日、舢舨小船靠码头的照片。获奖让何藩受到了鼓励，由此从“拍着玩玩”进入了自觉的创作。四年后，何藩随家人离开上海迁居香港，大学读的是新亚书院文学系。我俩最后的交谈，便是关于这段求学经历。在中环的石板街酒店，参加完签售的何藩，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休息，“当时唐君毅看上了我，希望我转哲学系，可我实在太迷文学了，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后来有人说我很笨，唐先生很严格、很少收学生”。
前几日，在查阅何藩资料时，我才得知，何藩拿起相机走向街头的契机竟然是头痛：
我喜欢各类写作，特别是小说。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不能继续学习了。因为偏头痛的不愈我无法阅读，医生也无计可施。我发现唯一能缓解头疼的办法就是上街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为了不那么无聊，我就拍点照片打发时间。（澎湃新闻，2017年7月3日）
摄影对于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二十世纪中叶便携式相机普及，肉身与相机的同步移动让街拍成为可能，人们通过镜头照见了世界、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神性。摄影疏解了这位沉迷文学的少年的头痛，也将他带入创作的自由之境。差不多同一时期，同样的Rolleiflex双反相机，也将一心想逃逸父亲光环、逃离“人场”控制的周海婴解救；将隐身于纽约都市的保姆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救赎。身处不同城市的他们拿起相机，走向街头，用各自的眼睛和灵魂观看并记录人间。
挚爱文学的何藩，熟读中国古诗和各国名著。二〇一四年的那次读者分享，何藩重点介绍的两件作品均与古诗有关。一幅是新作《勿忘我》（Forget Me Not）：一张少女的脸庞，同时叠加着废弃的楼房、劳作的人、荒芜的工地，几层空间在同一平面呈现，让画面拥有了电影质感及史诗般的壮阔。这是何藩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拍摄的旧底片进行的再创作，并于二〇一二年经过二次曝光获得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梦幻效果。另一幅是旧作《日暮途远》（As Evening Hurries By）：海岸边，干净空阔的街道，后方的建筑反射着夕阳的光亮，画面正中是一位车夫。《勿忘我》的创作灵感来自唐朝陈陶的《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日暮途远》则来自南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勿忘我》
（Forget Me Not）
采访都有个“扣子”，一个打动对方的瞬间。那次的“扣子”便是唐诗。采访前，我在AO Vertical画廊展览现场，看到了几张摄影与书法结合的作品。其中一幅作品以书法为主体，漂亮的草书写着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下方是影影绰绰的白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两句是我中学时看闲书时看到的，一直很喜欢，我把感受告诉何藩，他很欣喜：“我非常感激有人欣赏我的那个想法。”
何藩会讲普通话、广东话、英语。那两日，他在工作场合及日常沟通时讲广东话（偶尔夹些英文），与经纪人讲英文，而我是唯一讲普通话的，或许也是近期唯一与他聊古诗的。杜甫的这两句诗所传达的况味是何藩所理解的人生，他讲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一直比较悲观；他最钟意《日暮途远》，也是因为这张最接近他想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喜剧的、热闹的，而是悲剧的、苍凉寂静的。他说：“如果有一张照片可以留存到后世，那这张是唯一的可能性、唯一的机会。”
《日暮途远》
（As Evening Hurries By）
显然，何藩低估了自己，被后世记住和传颂的不只这张，而是他所有的创造，是他构建的整个美学世界。二〇二三年的影片《无名》中，导演程耳就以镜头语言向何藩致敬，在片中的香港故事里，程耳几乎复刻了何藩的作品《喜相逢》——一个楼梯的场景。与何藩一样，程耳也偏爱对称、几何的构图；与何藩一样，程耳也迷恋文学，并相信文学的功能：
所有的交流都离不开文学。很难想象缺乏文学教养的电影是怎样的。文学不仅是一种表述方式，也是我的人生底色。大家评价我的电影，说画面、表演、构图，我仍然认为所有的基础都是文学。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点特别，那一定是由文学带来的。
“人生在世不称意”
这张《日暮途远》也是开启何藩电影梦的关键。那天，何藩非常细腻地描述了这张作品，说到动情处还配上了拟声词。
你注意，（相片）后面有一条白浪，好静的世界，苍凉的世界，有一种庄严感，我能听到白浪拍岸的声音，嚓——嚓。这也是后来我为何要去做电影导演，我想音跟画放在一起。但后来很多的遭遇，使我觉得，还是拍照比较能自我表现。
可是，事与愿违。当时香港电影业的环境，并不能支持他的艺术梦，反倒利用他的摄影才华和高超的审美让其拍风月片。提起这段，即使已是人生暮年，何藩讲述时仍难掩情绪，听得出很是伤心委屈。
香港那个时候，金钱挂帅，票房为主，衣食父母是票房，老板会根据票房好坏，给我们压力。受票房压力，只能拍商业片，让我接受商业片的邀请。一个艺术工作者没有了创作自由，就变得行尸走肉，没有灵魂了，我受不了。老板很聪明，利用我在摄影方面的基础，叫我拍艳情片。当时刚巧香港流行情色电影、风月电影，我就适逢其会，接拍了超过十部。那时我是第一个三级片中的千万（票房）导演，但我觉得那并不是功劳——那只是画面把人拍得美感、性感——这算什么玩意儿？！我内心根本就不想，那完全是食性逼人、环境逼人。
那次展览，还有一件作品写着李白的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上一句可以说是何藩的心境，下一句则是他的向往。可惜，只能向往。何藩明白，他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洒脱自由“散发弄扁舟”——“这样做只能自我毁灭，在商业市场，你不能生存”。
何藩一心想成为特吕弗、费里尼、伯格曼那样的人，去拍艺术电影。在现实的夹缝里，他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一九七〇年拍摄的实验电影《离》，荣获英国班伯里国际影展最佳电影奖，他因此收到香港之外的艺术片拍摄邀约。一九七五年艺术片《昨夜星辰昨夜风》获得成功，并被中国台湾电影资料馆收藏。“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李商隐的诗句，电影取材自何藩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相比于金钱挂帅的香港，彼时的台北让一心想做艺术的何藩得到了安慰和喘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摄影大师郎静山推荐，何藩获当地颁发的“优秀华侨新人奖”，之后受聘担任台北、台中等地十二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说：
这三年（1982—1985）我没有拍电影，在台北等地的大学教摄影与电影。我非常享受作为一个学者的经历，教学相长，还认识了很多很有朝气、很有理想的年轻人，把我从事电影跟摄影的经验体会告诉他们。我并非满腹经纶，也没念过电影和摄影的学校，全凭自己寻出一条路。我只讲真的东西，那时（课堂）角落楼梯间都坐满了人，我上课常常超过时间。他们欣赏我的坦诚，对我很爱护。
一九九五年，何藩离开香港移居美国，原因是“拍三级片的名声，让家人受累”。何藩夫人是赞育医院(香港著名的产科医院)的院长，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他俩在保罗书院（高中）读书时相识。到美国后，何藩收到好莱坞的拍片邀约，拍三级片，何藩拒绝。
在二〇一四年的那篇报道中，我将何藩称作“被遮蔽的大师”。他经历着才华与声誉的倒错、时代的倒错。虽然这一生不算寂寂无名，也拿过数百项摄影大奖，但直到耄耋之年，他一生的挚爱和追求才得到世人的赞誉。我那时也是年轻气盛，在文章里替他鸣不平，认为他值得一个美术馆级别的展览。
因为拍三级片受够了冷言冷语，心灰意冷，他不得已离开故土家园。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业界和大众看到了何藩电影的艺术价值，这亦是时代与认知的倒错。
经历否定和打压，何藩对认同格外珍视。何藩讲，他一直很感恩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一九九四年，何藩受邀担任台湾金马奖评审，有人当他面讲：“三级片导演也来参评，有没有搞错。”那位朋友当场反驳：“你才搞错，你以为金马奖有眼无珠吗？你把它定型为三级片，你不想想他的血泪，他才不要做三级片呢。”二〇一四年，一位也讲普通话的记者告诉何藩，他的《浮世风情绘》在北京电影学院被拿来做教材，张艺谋也觉得这部好——这些并不新的消息，却是何藩头一回听到，他很感动：“他们认为你的镜头、电影美学不是三不三级的问题，就是纯粹好坏的问题，是电影艺术的问题。”
好脾气的人 悲悯的人
“也从来没见过脾气那么好的导演，他从不发火，温温吞吞，公司给什么拍什么，一到了现场，他就活着。”蔡澜曾这样评价他。
何藩是很好脾气的人，对谁都很好。那两天接连办了两场签售会，每场都持续四个多小时，先做读者分享，然后新书签名。何藩很有耐心，一本一本地签名、写赠语，可谓有求必应。
二〇一四年的那次采访，画廊原本仅安排十五分钟，何藩兴致很浓，就一直聊着，大概到了二十分钟时，经纪人想结束采访，便用关心的口吻问何藩：“Are you ok?”（你还好吗？）何藩摇摇手，提高了嗓门：“This is my passion,this is my life.”(这是我的激情，我的人生。)还替我解围：“她很好，她是做了功课来的。”
时隔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何藩作品的特殊价值是什么？美学层面当然是出众的，但不止美学。作为中产阶层，何藩用镜头照见了劳动阶层并记录了他们，那些扛包的苦力、渔夫、车夫、手艺人、街头小贩、城市职员……出生于工人阶层家庭的法国哲学家迪迪埃· 埃里蓬（Didier Eribon）曾谈及工人阶级的文化塑形之难——关于劳工运动和集体动员的记录是有的，但关于工人阶级的个性记录却很少，因为工人缺乏记录的能力，比如写回忆录。
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这一照见和记录是伟大的。这一点，我也是前阵子看薇薇安·迈尔在上海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的影像展时才想明白的。身为工人阶级的薇薇安·迈尔最好的作品就是她的自拍，最好的叙事就是她自己。
何藩走上街头，看到人，看到了活着的欢欣与艰难。自二十多岁进入系统性的拍摄创作以来，他便自觉地进入创作理论的思索，将实践时的体验和感悟，将那些心性、直觉理论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海光》半月刊持续撰写关于街头摄影的文章，一九五八年这些文章集结成《街头摄影丛谈》出版。何藩认为，摄影很重要的就是真善美，其中善是关于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他始终坚信众生平等，对劳工、小市民阶层抱有同情和关怀。谈及作品《日暮途远》，他会共情主人公，“街上只有他一个人，很疲乏地推着三轮车回家。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前途茫茫，不晓得明天三餐怎么样”。参加新书见面会，面对台下的热情，他会说“不要fans要friends”，因为粉丝不是平等的关系。
《街头摄影丛谈》
何藩 著
香港人出版2025年版
当年读文学系时，读到“日暮途远，人间何世”这句，他的眼泪就落下来。我问何藩，这样的悲悯情怀来自哪里？是受信奉佛教的母亲影响吗？何藩说，这似乎是天生的，本性如此。
为什么人要这样不平等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外就说我是（在讲）humanity（人道主义），父母亲没有教我一定要humanity，可能是我喜欢文学。雨果《悲惨世界》里，贫苦、苦难的小市民，（他们）艰苦的生活，有点像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人——在艰苦的环境里求存，迎难而上，不畏艰辛，在奋斗、在挣扎，可是充满了尊严。海明威有一句名句，man can be destroyed，but never defeated(你可以毁灭我，可是不能打败我)。香港人五六十年代草根阶层、贫苦大众就有这种精神。
这份悲悯、对人性的观照，从他的作品能看得到，身边的人也能看到。与何藩共事过的导演吴宇森在何藩逝世一周年之际著文纪念：“以往的人是很怀旧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恻隐之心大部分都有，在患难时刻，在社会上下都弥漫着一种重情重义的氛围；在文化沙漠年轻人追求文学，各个行业在杂乱无章中寻求改变、创新……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重见人类间的温馨、善良、美丽和单纯。”
后记
二〇一四年，我的那篇何藩的独家采访发表后，香港风情与风月片成了流量标签，这篇报道被不断洗稿，成了散落在互联网中的失真碎片。
时隔十二年，当我试着再次着笔，却发现原本清晰的记忆成了模糊的斑点、低像素的相片。我找到此前的采访资料，并在互联网上搜索当时的印记，直到看到一张当天AO Vertical画廊天台的有何藩的大合影，过往细节才逐渐清晰。
我对何藩是抱有感情的。何藩讲，悲悯之心是上天对他的恩赐；那么此次采访，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这些年，我时常想起他，想起当天的情境、他的话，尤其是低谷时。形容他是光，并不夸张。我们最后的交谈，止于唐君毅，止于比利时经纪人的粗暴打断，这很可惜。
二〇一四年的那次采访是很多偶然性促成的结果。那一年中秋节假期，我从广州的报业总部回到上海，是偶然；在上海看到何藩的作品，是偶然；采访最终得以完成，更是偶然。十月，画廊与我约定了采访日期，但并未敲定具体采访时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早，我从广州市区出发去火车站，却因缺乏生活经验，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被小偷精准相中，窃走手机。身旁的乘客等小偷下车后，方才提醒我，包开了。抵港后立马买手机、电话卡，整晚在酒店查资料——繁体字网页关于何藩的信息比简体网页的要多。
二十九日上午，我来到柴湾的展览现场。何藩一直忙着签售，一本接一本，我和摄影师从上午等到下午，眼看天黑了。我找画廊工作人员沟通，对方面露难色说：时间太紧，要么取消采访。我说，我可以再等等。
摄影师家如是香港本地的女孩，很年轻，曾在我们报业集团实习过。我俩在画廊里面等闷了，就出来等，顺便商量对策。我说，我不能放弃，来一趟不容易。家如表示，她会陪我。外面挺冷，天阴，海风有点大，间或飘起细雨，我俩就在大厦之间的缝隙里等。很感谢家如，她的坚定陪伴让我坚持，那些零星的、人类之间的交谈，也填补了难挨的等待时光。
等到最后一波签售完毕，画廊的工作人员跑来告知：可以在晚餐后采访，给我们十五分钟。晚餐就在画廊所在大厦的顶层，一个类似家的地方，有厨房、客厅。画廊老板嘱咐煮饭阿姨，把菜煮得比平日烂一些。其实，那整栋楼都是这位画廊老板的，一楼是书店，上面是印刷车间，而楼道做了画廊——看展，需要一层层走楼梯。这间画廊于二〇一七年关闭。
他们一行人用餐时，我和摄影师等在外面，待晚餐结束后，方才入座采访。采访顺利完成，我看到画廊工作人员收拾餐桌，出于本能也是感谢，便上前帮忙，家如看到也立马加入。这亦是让我感念她的地方。合作的默契是很难得的，不仅是专业对专业，更是人对人。
何藩出身富裕家庭，却对劳工阶层抱有深厚感情。我想，那次采访也是一种命定吧，劳动阶层的互相照见。我对何藩的感情与理解，是随着年岁增长一点点加深的。采访那年，我对摄影艺术、对人生、对人性都知之甚少。人到中年后，我也进入了自洽式的自我陈述。就像何藩在理解自己从摄影转向电影的人生转变时，找到了布列松这面镜子。“我在图书馆查资料时发现，原来他从前跟我遭遇完全一样。他也是做摄影，可更爱电影，一心想着必须要做导演；结果做导演后呢，发现不大合适他的性格。所以他后来就全力离开了电影，去做摄影。”
这篇文章写得很慢。作为记者和评论人，我习惯隐身，隐身于人物和作品之后。讲述自己，显得艰难。稿子是一月答应写的，一直拖到六月。正式开写前，无意刷到香港媒体纪念何藩逝世十年的文章，才惊觉“巧合”。或许是阴沉的梅雨天，让久违的头痛发作。当我看到何藩因头痛而选择了摄影，也是一惊：想起自己也是大学时因头痛遇到了艺术——在画册和影像里放松头脑。
回溯这一生，何藩相信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那天，我问他可有信仰。他讲：“我没有信仰宗教，可我相信世界上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你说他神也好，上帝也好，上天也好，老天也好，造物者也好，都是导人向上的。我是相信这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我离开香港，打破我的导演大师梦，但上天给我另一种回馈、鼓励。这一生，我坚持的是：不要做坏事，忠诚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