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连着我们的爱国心，故乡情，绵绵不绝，地久天长。
人的一生离不开大河，大河有我们一生的情。
不日前，我的一位摄影家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大漠旷野，长河逶迤，十分壮观。于是我想起了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大江大河，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来。
在我们的一生中，每个人似乎都会和大河有过渊源。古时的人类逐水草而居，有水方能孕育生命，兴建家园，发展文明。从中亚的两河流域，到中国的黄河文化，从非洲的尼罗河再到美洲的亚马逊河，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上海有一条母亲河叫黄浦江。记得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是黄浦江畔的外滩。高楼林立，钟声悠扬，各种风格的建筑争奇斗妍，一到夜晚，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历百年而不衰，而今已成为上海的地标胜景。我对于黄浦江最深切的记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外滩还比较简陋，我和小学里的同学常常翻堤而下滩涂，伸手便可以捉到小青蟹和螃蜞。回家虽遭大人斥责，但心中的喜悦却不言而喻。时至六十年代，大上海组织一大批知识青年到新疆去，我也忝列其中。临行之前特地到黄浦江畔去拍了好多照片，于是就“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 歌词 ) 了。而今，这些照片成了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忆。
到了新疆以后，我有缘结识了塔里木河。它全长两千多公里，从天山深处的托木尔峰奔泻而出，如一匹无缰烈马，横无际涯，随意奔突。冬春季节，它是涓涓细流，人们常可涉河而行，到了夏秋之时，大水浩荡，气象万千。在塔里木垦区，我见证了当年开发南泥湾的359 旅的后人们的英雄业绩。他们风餐露宿，幕天席地，短短几十年间，把万古荒原塔里木建设得花团锦簇。
我们刚到塔里木河时，过河全靠简单的钢索轮渡，车人争渡，险象环生。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塔里木河上架起了钢筋水泥大桥，作为记者，我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此事的。我还写了许多反映塔里木河畔军垦生活的文稿，许多稿件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这成了我新闻从业史上很值得自豪的事。
塔里木河也承载过我的悲情的记忆。在没有大桥的日子里，我有许多战友或葬身激流，或魂断冰河，更有甚者连人带车窜进河中，被激流席卷而去……如今塔里木河上已架起了三座大桥，塔里木河畔军垦新城阿拉尔已拔地而起，塔里木河流域经南泥湾后人的开发，已成为我国有名的优质棉花和粮食瓜果的生产基地。
塔里木河畔有闻名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有留存着十万上海知青支边壮举的上海知青文化公园，有长达500 米的上海支疆知青名录墙，有被誉为“今日抗大”的沙漠高等学府塔里木大学……一讲起塔里木河，我心中就会充满着憧憬和自豪。
经历了黄浦江和塔里木河的生活，似乎人生亦变得象大河一般宽阔起来。曾经沧海难为水。到过边疆，历练苦难，经受磨练，对人生亦多了一些认识和思考。其实人生也就是一条长河。刚出生时如涓涓细流，缓缓而过，到了青年，壮年，激流勇进，义无返顾，一往无前，及其衰老之时，如同静水流深，浩荡却平缓，最终归于静寂，融入大海。就个体而言，如同小水滴简单而渺小，而对整个人类而言，却如日月经天，江河泻地，不舍昼夜，归于海洋。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又是生命的归宿，循环往复，走向永恒。
这种感悟在我退休后游历大江大河之时，也会奇迹般地油然而生。当我游历三峡时，被长江的气势所震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长江岸畔的岳阳楼，感慨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气势，体味着范文正公“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博胸襟。在宁夏的黄河拐弯处，我曾登上黄河第一楼，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在欧洲，我曾巡行于泰晤士河、塞纳河，饱览了左右两岸不同的景观。我曾乘着游艇驶过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和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游艇上迥响着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深情旋律和捷克音乐家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斯美塔那出生于捷克，是捷克最著名的音乐家了。可惜的是，1874 年斯美塔那与贝多芬一样同是患上了耳疾，导致双耳失聪。但往往这样似乎更能激发他们的创作才能，《我的祖国》就是在斯美塔那完全失聪的状态下所写。在伏尔塔瓦河上，听着音乐家的人生故事，似乎感到流水和音乐是如此的契合。在这一瞬间，我完全地被感动了，大河和祖国，大河和生命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可见大河的魅力何其深广感人。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用音乐来表达人类对于大河的情感，在我们中国也不乏优秀力作。此刻我想起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和《保卫黄河》，想起了《长江之歌》，想起了《我的祖国》中的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岸上的白帆……”。这首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歌几乎人人会唱，但此刻唱来更亲切，更感人。
时值我们的共和国正进入新发展时期，大河连着我们的爱国心，故乡情，绵绵不绝，地久天长。就个人而言，我如同大河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而一旦融入大河，就会“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因此我这朵小小的浪花会永远和大河融合在一起，踏着大河的节拍和旋律，奔腾向前，向前！
原文刊载2026年第2期《海上宁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