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滕俊杰的文化国际传播新著《海之风》
李建强
今年8月，滕俊杰的《海之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文集》在上海书展首发。赵启正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这不仅是一位影视媒体人的个人叙事，还是一本关乎中国如何以文化向世界表达中国、如何使世界‘看清楚’中国的思考之书。”
这个评说无疑是十分精当的。《海之风》独特之处正在于，它几乎不像一本传统的“传播学著作”——既没有理论框架的刻意构筑，也没有学术术语的反复缠绕，甚至很少出现“文化策略”“国际传播”这类司空见惯的专业词汇，却通过一个影视媒体人的个人视角，用三个互为关联的篇章（“风致远”“海天行”和“论之旅”），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如何让中国文化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走进西方主流人群、主流场所、主流媒体等当下国际文化传播中亟待厘清的重大现实问题阐述得鞭辟入里、通透明了。
在我看来，《海之风》有三个维度尤为值得读解：
一、具身丰富的实践：从“现场”中生长出的传播逻辑
《海之风》的“现场感”和“实践性”特别强烈，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实践者，作者不尚空谈、不作概念的推演，不做悬空的论断，而是始终让现场说话，让切身的第一手的实践和运作生发出文字和传播的矢量。
作为一位从业三十多年的影视媒体人，作者具有深厚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身体经历，故而常常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看见”，在“容易被常人忽略之处凝聚思考”。这种能力，不是天赋的异禀，而是长期职业训练沉淀下来的一种超常见识和智慧：他第一次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万国宫”做采访，观察记录了戒备森严的安检和会场内外形形色色的人；他在纽约中央公园扛着摄像机，循着枪声响起的方向，追踪拍摄突发枪击案发生后路人的表情和空气中那种“习以为常的紧张”；他在曼哈顿喧嚣嚷闹的夜色中，选择走访“9.11”之后的世贸大厦遗址；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地下金矿穿行，切身感受种族隔离结束后依然复杂难解的社会肌理……
这些日常的经历似乎与“国际文化传播”没有直接关系，但恰恰是这些“无关”的观察、“现场”的叠加，合成了滕俊杰少有的职业敏感和特别开阔的视野。这种敏感，让他看得细、看得真；这种开阔，使他想得全、想得透。因为看得细和真，所以不满足于抽象原则、人云亦云，一定要寻觅内隐的真相和真谛；因为想得全和透，所以不会自以为是、以偏概全，将国际文化传播简单化和定式化。
通读《海之风》，最触动我们的，不是某种高头大马、先声夺人的意气用事，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现场感”；不是一些简单的原则、归纳和方法，而是在一次次、一个个的“现场”中，被连续、切近的经历打磨出来的具身性。这些“现场感”和“具身性”也许并不那么宏大有序，但，是从作者双脚站立的地方开始的，是从作者的内心深处发酵的。它不来自书斋，而来自无数次现场的磨砺；它不宣称自己是规律，却比许多定见更耐得咀嚼，因而显得特别真切，特别有说服力，特别能打动人心。
可以说，《海之风》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作者走过了多少国家，接手了多少项目，拍摄了多少影像，而在于这些经历、体验和见识都是那么贴地，那么实在。贴地，所以不飘；实在，所以不虚。这种风格和品质恰恰是目下许多国际文化传播著作中最为稀缺的元素。近年来，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关于“文化走出去”的著述，惯于从“全知”和“应然”出发：运用什么策略、遵循什么原则、追求什么效果，似乎手到擒来、无所不知，其实只是异想天开，坐而论道。《海之风》的做法恰恰相反：作者先让自己被现场“触达”，先从感知和研习入手，让具身的体验在身体里慢慢沉淀蓄积，然后彼此参照、叠加、渗透、校准，直到某种“逻辑认知”呼之欲出、欲罢不能，自然而然地从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并进而从个人叙事上升至集体记忆和时代叙事。它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播逻辑，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而是从现场到现场的跋涉；不是对流量和数据的简单合计，而是对生命的亲身感受和识见的节节攀升。
二、鲜活生动的样本：根植于创新创造才能实现有效传播
国际文化传播中最核心也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传播才是有效的？《海之风》的回答极为明了：只有根植于创新创造的作品才能实现切实有效的传播。作者将其形象地表述为：“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复刻，不是简单地‘抄作业’，而是一种精神‘不走样’的当代拓展，是汲取其艺术基因后，做出更高级的新打开、新绽放。”当然，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思想探求并不只是作为一种认知和态度，而是被作者始终如一地落实到了每一个影像的拍摄和项目的运作中。
创新，从“破题”开始。滕俊杰接手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时，面对的是一道典型的国际传播难题：京剧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但西方主流观众对它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异域奇观”或“沉闷冗长”的刻板印象中。他在创作自述中写道：一部中国作品能够成为一个品牌，“其中一定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吸引力，一定蕴藏着被世界理解、尊崇的‘通关密码’”。这种密码择其要，就是：“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的艺术演绎，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加持。”
这个判断促使他做出坚定选择：让中国传统文化以“最纯正又最现代的方式”实现有穿透力的传承。他没有把京剧“简化”为西方观众容易接受的样态，也没有把电影降格为舞台演出的简单记录，而是选择用3D技术和全景声重新打开京剧的审美空间，尽情展示东方艺术既古典、高雅，又凝练、精美的特色，让域外观众在沉浸中细嚼烂咽，慢慢洞察到其中蕴含的多重主题，包括爱情、守信、阴谋以及骄兵必败等深刻寓意。它在世界各地和多种国际场合受到热烈欢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创新，在细节中“落地”。细节是判断力的可见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它常常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要素。在8K全景声京剧电影《锁麟囊》拍摄前，作者专门去戏曲剧场观察观众构成，力求做到心中有数和有的放矢。在拍摄其中的重头戏“春秋亭”时，他专门做了两套方案：一版无雨，一版有雨，对两种艺术效果进行反复权衡。同样，在拍摄《霸王别姬》时，对“垓下重围”“悲歌别姬”“虞姬舞剑”“乌江自刎”等重场戏时，他一场一场咬合，屡屡对3D电影语言予以重新调度，只为加强与观众的心理沟通和身体验（因为布景中一根红色立柱出现一条细线，摄制组连夜进行修补，可见用心之细）。而每次应邀去国外放映时，他也总会先去考察场地，主动与各方人员交流，尽可能把各种不确定性纳入细节控制预案中。
我以为，《海之风》中点到的那些鲜活生动的样本，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可复制”的操作模板，而在于展示了一种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和匠心。正如作者所言：“走好每一步就是结果，抓好每一环就是永远。”有效传播，从不来自对既有模式的熟练套用，而来自面对每一个具体现场时，做出创造性的、不可复制的判断与选择。作者用三十余年的实践，像工匠一样打磨每一个细节，又以齿轮咬合般的精密，让传播的内容、形式、节奏与彼时彼地的受众、场所、语境严丝合缝——也许，这恰恰是《海之风》最值得细读的部分。
创新，将传统“光大”。中国戏曲电影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舞台演出忠实地“记录”下来。但在拍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时，作者做了一个“增加十倍困难”的选择：放弃棚拍，全程在敦煌实景拍摄。主创团队几赴敦煌勘察定景，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下争分夺秒拍摄了二十多天。《敦煌女儿》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不在于它把沪剧搬上了银幕，而在于它让沪剧重现在一种新的媒介和题材中，并尝试用经过改造的沪剧的唱腔去“说”当代人的情感，以反复出现的莫高窟九层楼的“铃铎声声”等“意象系统”，让“莫高精神”变得可感可触，在日常化的叙事中“寄至味于淡泊”，进而使这门长期受制于语言和地域的戏曲重新焕发了自己的表达力。滕俊杰将此概括为“尊古不泥古、创新不失宗”，并进而强调：“文化自强，在于艺术的根；文化传播，在于创新的魂”。
同样，京剧本身的艺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如何让不熟悉京剧的西方观众也能在一个时间长度里保持注意力？作者的答案不是“降维、解构和简化”，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用新的电影语言和技术“重新打开京剧”，把一种文化中“不言自明”的情感结构，翻译成另一种文化能够直接感知的审美体验，让对方在普适化的电影艺术形式中，捕捉到一种既目生疏离又亲近可感的“文化内容”
三、全程聚焦的思考：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看起来光鲜，其实责任重大；看起来平常，其实步步艰难”；“走出去”是重要的，但仅仅只是第一步，只有“走进去”，才能兑现真正的抵达。
确实，“走出去”的概念相对宽泛，一台节目在海外上演，一部电影在海外放映，一个项目在海外落地——从形式和样态上看，传播行为确实发生了，但这种“走出去”有时只是一种表象，一种自我心理慰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和价值。因此作者发自内心地感喟：“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其实还很弱。”《海之风》就记载了一些作者自己早年的实践：2000年上海与悉尼的卫星双向传送大型文艺晚会，从传送距离看，这是当时同类节目最远的一次，被媒体誉为中国媒介“了不起的创举”。而当时因为难度很大，合作方曾疑虑重重。滕俊杰和团队咬紧牙关，“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化解了一个个矛盾”，终于获得初次的成功。
从此出发，滕俊杰愈发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媒体人不能等闲视之，“首先要有坚定、清晰的文化思考……一定要有所作为，”“否则，就是失职。”后来他把这些思考凝结成：“一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二是放眼天下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双赢前提；三是不卑不亢的文化运作——这是一种国际意识的执行力。”他和团队先后完成了《飞越太平洋》（美国）、《为中国喝彩》（洛杉矶）、《中央民族乐团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汉堡国际会议中心蓝色畅想大型晚会》《守望家园》（日本）、《上海大剧院、悉尼歌剧院卫星双向传送盛典》《上海大剧院、东方明珠电视塔——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埃菲尔铁塔“双院双塔”卫星传送大型直播晚会》《纽约中央公园为世博喝彩数万人超大型音乐会》《联合国“中文日”十项系列活动》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正是在这些多样化的实践中，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走进去”对传播者的要求，与“走出去”是有很大不同的：“走出去”的逻辑是“我呈现给你看”，我把作品送到人家的门口，人家出于礼仪给到一些掌声，是一次性的曝光；“走进去”的逻辑则是“互相之间产生交流和对话”，需要跨越文化交流的门槛，真正打动和影响人家，让别人感受到内中的力量，这是持久的“在场”。他认为，如果仅仅满足于“走出去”，而没有对目标文化中主流渠道的主动参与，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据此他明确提出：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更核心的是要‘走进去’，即走进对方的主流人群、主流场所、主流媒体”，这才“是我们文化外交的关键使命。”而且他坚信：真正有品位、有水准的文化内容绝大多数外国人是认同的，是充满兴趣的。关键是“我们文化交流的内容质量、艺术水准必须达标”“必须找到与世界相认的方式。”
无疑，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到进入“三个主流”——这一循序渐进阶梯式要求的提出和标杆的设定，是作者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也是《海之风》最有价值、最值得参照的部分。因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单凭自我意愿和碎片化展示是不行的，需要发力，需要破题，需要特别重视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和场景。当然，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不可能是一次性的流程，而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历程。但每一次进入一个新的主流媒体，每一次赢得一批新的主流人群，每一次开辟一条新的主流渠道，都是一次重新出发，都是一次艰难的抵达，都需要付出“100%的精力和努力”。8K卡片全景声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荣获“卢米埃尔奖”，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进入洛杉矶杜比剧院、并获得国际3D电影最高奖，被美国哈佛等五所大学及国会图书馆收藏，就是一个个生动的注脚。
“上海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海风’既是城市标识，更代表着开放互通的文明交流姿态。”海是宽广的，风是流动的。我们相信，《海之风》所承载的数十年实践，所凝聚的诸多切身具象的经验，将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一股化雨春风。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