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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Thomas Gasser:都是帕金森病,为什么需要不同治疗?

转自: 2026-09-26 21:00:00

看起来都是帕金森病,背后的“病根”却可能完全不同。

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前沿专场“帕金森病治疗新范式”上,2024年生命科学突破奖获得者、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学教授Thomas Gasser结合α-突触核蛋白、LRRK2、GBA1等遗传学研究,解析帕金森病为何需要更精准的分型和治疗。一起来看演讲实录→

Thomas Gasser 2024年生命科学突破奖获得者、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学教授

临床症状可能相同,但背后的病理机制可能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疗。

今天,我想结合近年遗传学方面的一些新发现,谈谈帕金森病治疗的新范式,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大约两百年前,1817年,James Parkinson第一次描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他当时观察了6位患者,记录了静止性震颤、姿势和步态改变等主要临床表现。当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帕金森病后来会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健康负担。

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帕金森病进展后的状态:患者可能出现碎步、静止性震颤、肢体僵硬,站立姿势和步态都变得不稳定,姿势反射也会受到影响。这些临床症状很大程度上与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有关。

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很多办法能够改善这些症状。比如同一位患者,在接受脑深部电刺激以后,短短几分钟内,行走状态就可能明显改善,身体也变得更加稳定。这说明,帕金森病的症状是可以治疗的。

但问题在于,症状得到改善,并不意味着疾病本身停止了进展。

帕金森病在真正被诊断以前,往往有一个很长的前驱期。患者可能首先出现嗅觉减退,也可能发生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等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运动症状真正出现以前,疾病可能早已经开始发展。

这也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在典型临床症状出现以前就诊断出帕金森病,那么我们也许会有更多机会进行真正有效的干预。因为等到临床症状已经非常明显时,患者的神经系统实际上可能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伤。之后,随着疾病进展,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还会继续增加。

01

遗传学改变了

我们理解帕金森病的方式

上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发现了第一个能够导致家族性帕金森病的基因突变。这个发现给我们理解帕金森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在一个意大利南部家族中,研究者发现,一些患者携带相同的遗传突变,并表现出非常典型的帕金森病。这种疾病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随后,人们认识到,这与 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 有关。

我们很早就知道,路易小体的聚集是帕金森病非常重要的病理标志。而进一步的遗传学研究告诉我们,不仅仅是点突变,SNCA基因的复制、三倍体等基因剂量变化,也可能导致α-突触核蛋白增加和聚集,最终造成帕金森病。

当然,这类突变非常罕见,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

这也意味着,还有很多其他基因能够导致帕金森病。不同基因既可能造成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也可能造成隐性遗传;有些患者很早发病,有些比较晚;有些人的认知功能障碍和痴呆更加突出。

当我们把这些基因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指向了几条不同的生物学通路。

一条通路与蛋白质聚集有关,也就是刚才提到的α-突触核蛋白;一些基因会影响蛋白聚集物的清除;还有一些会影响囊泡的分选和运输以及溶酶体功能,例如GBA1;另一些隐性遗传基因则会影响线粒体功能。

这些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但最终都可能走向同一个结果——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丢失。

所以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三条与疾病修饰治疗关系非常密切的路径:α-突触核蛋白、LRRK2和GBA1。

02

α-突触核蛋白:

能否阻止异常蛋白不断聚集?

首先是α-突触核蛋白。今天很多疾病修饰治疗,都在尝试针对这一蛋白。

α-突触核蛋白发生错误折叠,是帕金森病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导致这一过程的起点可能不同,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点突变、基因复制或三倍化,也可能受到头部创伤以及某些有毒物质、杀虫剂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最终,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α-突触核蛋白发生聚集,形成路易小体,伴随多巴胺缺乏,并导致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

现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是,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在活体患者身上追踪这一蛋白聚集过程。

其中一种方法是种子扩增实验。我们通过腰椎穿刺获得少量脑脊液,里面可能含有已经形成的α-突触核蛋白“种子”。在实验条件下,通过持续震荡,让这些种子促使更多单体蛋白发生聚集,再借助荧光信号来监测整个过程。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得到一种方法,去判断一个活着的患者体内是否已经发生α-突触核蛋白异常聚集。

这对于疾病修饰治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检测病理过程,就有可能进一步判断治疗究竟有没有真正作用于疾病本身。

一种思路是使用抗体,阻止异常α-突触核蛋白在细胞之间继续传播。目前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和临床试验。

遗憾的是,至少从现阶段一些临床研究来看,治疗组与安慰剂组之间还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主要终点。不过,在后续随访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趋势——从疾病进展曲线来看,进展速度似乎有所放缓。

因此,这条路并没有停止。相关Ⅲ期研究仍然在继续。其核心假设仍然是:如果能够减少α-突触核蛋白的异常聚集,也许就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

03

LRRK2:同样是帕金森病,

背后的病理却可能并不相同

第二条路径是LRRK2。

我们在2004年前后的家族性帕金森病研究中发现了LRRK2相关变异。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家族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形式。

但LRRK2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是:即使患者在临床上看起来都像典型的帕金森病,背后的病理也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有些患者可以看到典型的路易小体和α-突触核蛋白病理,但也有一部分LRRK2相关患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α-突触核蛋白聚集。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帕金森病都来自同一条病理路径。

LRRK2本身是一种激酶,参与多个分子过程,与细胞内蛋白和囊泡的分选、运输等功能有关。某些LRRK2突变会造成激酶过度活化,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治疗思路,就是用特异性的激酶抑制剂来抑制这一过程。

现在已经有针对这一机制开展的临床研究。虽然一些研究仍然没有达到最终希望看到的临床终点,但部分生物标志物结果提供了继续研究的依据,因此这一方向仍在推进。

这也再次说明,对帕金森病进行疾病修饰治疗,首先需要知道:这个患者真正异常的生物学通路究竟是哪一条。

04

GBA1:一种进展更快、

认知风险更高的帕金森病亚型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基因是 GBA1。

GBA1编码的酶与戈谢病有关。我们很早就知道,当这一酶严重缺乏时,会导致戈谢病。后来研究发现,即使一个人并没有典型戈谢病,携带GBA1变异也会明显增加日后患帕金森病的风险。根据我们当时的观察,这一风险可以增加数倍。

GBA1相关帕金森病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亚型。

如果我们把散发性帕金森病、LRRK2相关帕金森病和GBA1相关帕金森病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它们的自然病程并不完全一样。LRRK2相关疾病有时相对较轻,而GBA1相关患者往往进展更快,发病年龄可能更早,认知功能障碍和痴呆的风险也更突出。

这意味着,对GBA1突变携带者来说,这通常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尤其在非运动症状方面,目前可以提供的治疗手段仍然相当有限。

从机制上看,GBA1功能下降与α-突触核蛋白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相关酶功能下降以后,α-突触核蛋白水平和聚集可能增加,由此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病理过程。

我们也在不同研究中看到,GBA1变异患者更早出现认知障碍和痴呆,而且即使在一些相对较轻的患者中,疾病进展通常也比非GBA1患者更快。

因此,我们的团队与合作伙伴设计了一项新的临床研究,希望通过抗体治疗,探索能否预防或延缓GBA1相关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下降。目前研究仍在进行,我们还在等待最终结果。

对我来说,这类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了疾病修饰治疗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已经不再简单地问“有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疗所有帕金森病”,而是开始问,对于某一种明确的病理亚型,我们能不能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05

临床症状相似,

不代表应该接受同一种治疗

前面我谈了三类不同的帕金森病:与α-突触核蛋白直接相关的疾病、GBA1相关帕金森病,以及LRRK2相关帕金森病。

它们都会产生我们称为“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之间也存在重叠,但病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这就是今天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疗,因为患者背后的疾病机制不同。临床症状可能相同,但病理机制可能完全不同。

传统的孟德尔遗传学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问题。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帕金森病,我们仍然不知道完整的病因。

全基因组研究正在不断扩展我们的认识。在全球不同人群中,通过比较帕金森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目前已经发现了130多个相关遗传位点,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这些遗传位点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SNCA、LRRK2和GBA1等重要基因。

因此,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帕金森病拥有一种高度复杂的遗传结构。它既包括少数作用很强的致病突变,也包括很多作用较弱、但可以叠加在一起的风险变异;既与编码区变异有关,也可能与非编码区、基因表达调控有关。

而且,基因并不是孤立发挥作用的。它们还会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创伤、农药或其他毒性暴露,以及一些生活方式因素,都可能参与其中。

大约25%到30%的帕金森病病例与遗传因素存在关联,但仍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可能还有环境因素,也可能存在目前完全没有认识到的致病机制。

所以,总结今天想表达的内容,遗传学证据正在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是只有一条通往疾病的道路。

α-突触核蛋白异常、囊泡分选与运输、溶酶体功能以及其他细胞通路,都可能参与疾病发生。不同因素彼此作用,有时是一个作用很强的突变占据主导,有时则是多个较弱的遗传风险共同叠加。

无论是家族性帕金森病还是散发性帕金森病,都存在不同的遗传组合。

因此,未来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于眼前这个患者,他的疾病机制究竟是什么?

只有知道了具体的致病机制和遗传背景,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为他制定更合适的治疗方案,包括真正能够改变疾病进程的疾病修饰治疗。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以及支持这些研究工作的资助者,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本文摘自Thomas Gasser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前沿专场“帕金森病治疗新范式”上的演讲全文)

编辑:蓝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