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电影的121周年。以121周年之短，中国电影为中华文明创新篇章贡献了绵薄之力。中国电影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华文明增加了活动影像，以视听之魅，使文明活色生香，风情无限。中国电影能为中华文明供给哪些新兴标识？它能否沉淀为文明的内涵，加入基因序列？它能否经受百年、千年的历史检阅？它能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几何？
这里，提出“人民电影”的概念，尝试作为中国电影的文明标识。
余秋雨先生在谈及“中国文脉”时，认为：
“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
文明标识与中国文脉并不能够等同，却也密切相关，均是需要“从远处看去”，发现“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是“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
如此而观，中国电影为什么是“人民电影”，而不是近年学界热议的“中国电影学派”，或者其他相关电影概念或者观念，是本次议题的中心任务。
众所周知，“人民电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特有概念。其主体内涵是：以工农兵为主的劳动者是叙事和接受中心，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雄浑和激越的美学风格。
纵观中国艺术史，没有一个样式、一个时期、一个思潮，像“人民电影”一样劳动人民成为艺术的主人，才子佳人、豪绅巨富、帝王将相退却到银幕的边缘。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形象的精气神变了，不再是哀歌，而是神采飞扬、威武雄壮的颂歌，乃是开天辟地的文化首创。
“人民电影”以艺术和技术的魅力，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广袤的农村点亮了“人民公社发言队”以及县城“人民电影院”的光影，使电影超越了任何一门艺术，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痴迷”，实践了列宁所提出的“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的论断，电影与历史上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京昆一样，成为“最重要的”的艺术门类之一。
以“国营电影”的体制，“人民电影”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它的“齿轮”和“螺丝钉”，官方和民间主流思潮空前达到了一致。电影的摄制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它要介入国家的生活，以一种积极的力量，让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人民审美活动。以“感染人、打动人、深入人”为前提，践行了“人民电影”的“国家理论”，承续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明脉流。
“人民电影”虽然是历史的概念，但是，“从远处看去”，它的“天际线”在中国电影史上一直或显或隐地存在，它有资格成为一个电影通史的概念，可以尝试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的文化特征，锻铸成为文明标识。其理由在于：
一是“人民美学”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行为纲领。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均有重要阐述，“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这是中国电影的根本遵循。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是中国电影“人民美学”的基本属性。
二是“人民”一词具有广泛性和历史性。人民电影的主体是“人民”，这一概念在近代以来在广泛运用的同时，也不断被重新定义，其意义有它的丰富性和延展性。电影史上，从“民众”、“公民”、“国民”、“大众”发展到“人民”，“人民”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展。 如今，中国电影的“人民性”是“大写的人”和“具体的人”兼具，既有“我们”的宏观写意，也有“我”的微观“工笔”，是“致广大”又是“尽精微”的。
三是它贯穿于全史域的。“左翼电影”之前，电影界已有“三分良心、七分商业”之认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等聚焦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道德规劝、改良寓言等“新文化”思潮成为银幕主体。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四十年代“进步电影”则直接孕育了“人民电影”，从民众到人民，从展示、象征到表现、实践，“人民电影”对前面两者进行重大改造，使人民形象具有一种神圣性、感召力和中心价值秩序，个人欲望、集体信仰与政党意志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性”以主旋律以及主流、新主流的电影方式，守正创新地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人民电影”继续传承发展。一部中国电影史，可谓一部“人民电影”史。
四是高服务和高贡献。“人民电影”服务于革命和建设，创立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为人民立传，为时代画像，实现一种意识形态与人民审美的效果，人民从银幕上获得一种“心灵养护”，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美学水平。从计划性到市场化又到产业化，电影成为优先发展文化产业。在国际上摘金夺银，以中国的故事、风情、意蕴展现“国家形象”以及中华文明。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人民电影”可以有所作为，在历史化阐述之中，明确“人民电影”的现实性和时代性价值。其艺术呈现，可以作如下分析：
“人民电影”的观念体系，主要包括左翼电影、进步电影、工农兵电影、人民电影、改革电影、寻根电影、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确认其史学地位以及对于中国电影文化的总体价值，生成文明标识的基本哲学和文化出发点。
主流与类型电影的关系，“人民电影”形成了中国特有又深入中国观众人心的类型电影，又有政治驱动的主流电影，两者没有截然区别，呈现出一种主流与类型的“通体异形”，一个主流里发展出多种类型，而类型有时又反过来反哺主流，构成了“人民电影”特有的“共生现象”。
电影美学与工业的互动，“人民电影”美学来源众多，中外兼有，基本形成了纪实美学和意象美学结合的中国风格。同时，电影工业对于电影美学有者重大影响，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对电影美学产生或多或少的牵引以及规范。
“人民电影”的“国家理论”，涵盖家国情怀与儒家伦理，民族共同体与共和想象，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因果善恶与正邪力量等特质。它的精神原型，可以溯源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神话，“人民电影”赓续其脉，是中国文化的当代传承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