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都市，诸种艺术与流派在此孕育、发展。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也成为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脉络、文化与生活的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上海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主体部分之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与上海息息相关。在如此的历史起点中，“上海电影学派”孕育而生。
“上海电影学派”概念的由来
“上海电影学派”概念，最早由欧美电影学者提出，认为新中国电影是由“延安电影学派”和“上海电影学派”共同发展而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学派”已然出现，其成就不亚于好莱坞电影。电影学派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由系列观点汇聚而成，具有历史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也有它的基本哲学和文化出发点，最终形成学派理论体系。与国外的电影学派，如“蒙太奇电影学派”“布莱顿学派”“纽约电影学派”等学派相似，“上海电影学派”拥有自己的历史脉络、丰富的理论内涵，同时，也包含了不同风格和题材的电影作品及美学特征，规范了电影创作实践和市场工业的基本面，有着主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上海电影学派”具体指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上海影业机构和艺术家主创、立项的电影作品，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和艺术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于中国电影和华语电影的“根基”作用。它融合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又将时代发展、市民阶层、都市生活等元素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它是一种跨风格、类型、时代、题材的上海地缘电影的存在形式。
当前，“上海电影学派”的理论研究，已经涉及了电影史、电影文化、电影表演以及艺术创作等内涵，并扩展到美学史、文化史、产业史、政治史等学科。“上海电影学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流派，它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规范性等学术要求。
“上海电影学派”的五大基本美学特征
叙事性：强烈的叙事传统，深刻的人文关怀。从发展脉络来看，“上海电影学派”的叙事性深深烙印在早期上海电影的创作之中。在第一代导演的作品中，无论是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张石川导演），还是1923年的长片《孤儿救祖记》（张石川导演），上海电影均有强烈的叙事性，以故事片为主要创作方向，是一种通俗剧的传奇格式，重视电影的娱乐与教化功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诸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代导演的作品中，如吴永刚的《神女》、费穆《城市之夜》、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无不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具有强烈的进步意识。他们具有写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并在故事情节上强烈地追求戏剧悬念、冲突和程式。通过中国最早两代电影的探索，确立了上海电影通俗性、叙事性的电影特征，重视观众的欣赏趣味，重视情节和戏剧冲突，承袭了早期“影戏观”的理论并得到发展，奠定了上海电影的“通俗叙事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电影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展现出家国情怀和时代发展中人物的命运沉浮。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的作品，表现了家庭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境遇变化，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黄蜀芹的《人·鬼·情》等。他们擅长诗化历史叙事，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表现了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
“都市性”：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景观。“都市性”是“上海电影学派”的一个重要内涵，它立足于上海都市，以海派文化为精神，展现上海的都市文化，反映了上海的风土人情、文化生活和市民情趣。这也成为早期“上海电影学派”的创作图景，上海的都市画面具有强烈的文化印记，《神女》《马路天使》《霓虹灯上的哨兵》等影片，人物总是出现在上海街头，以标志性的景观，展现出不同的故事。
“都市性”还表现在“上海电影学派”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擅长从“小微角度”切入。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描摹他们在社会中细微的情感变化、家庭关系与人的抉择，在时代的变迁之中，将其日常生活在银幕上创新呈现。蔡楚生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聚焦素芬及其家庭命运，切入角度并不大，却拥有个人史诗般的质感。创作《渔光曲》时，他也通过自己在海边生活的经历，细致地刻画了当时渔民的生活及命运，小猫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撒网打鱼，成为当时中国电影的一个经典画面，主题曲《渔光曲》宛转悠扬，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是“都市性”的另一个方面，“上海电影学派”与上海电影受众群体是颇有关系的，上海经济发达，电影市场广阔，这使得电影公司和导演都相当重视市民的观影体。当时上海也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他们对影片内容生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海电影从最开始的娱乐片和古装片，逐渐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关注民生与社会。如此特征，此后一脉相承，成为“上海电影学派”重要特征之一。
诗意性：古典美学与文人气质。“上海电影学派”在创作上具有多元面貌，除了通俗叙事传统，不少电影在创作中发扬了中国电影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呈现出诗意化的电影风格和文人电影的古典气质。以文华影业公司为代表，其电影追求美感和趣味，被称为“通俗社会现实主义”风格。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体现了他美学追求与上海电影的诗情特性。以私人化的表达，描绘了特定历史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生活，人欲与伦理的交织等微妙感情，既节制又动人，富有诗情画意，它是中国电影诗意化的典范表现，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节奏缓和，情感内敛。
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又将诗意化发展到巅峰。此代上海导演具有“诗化历史”的特征，用诗意化的表现和文人电影的气韵，展现民族精神，关怀民族命运。他们的作品切入点并不大，1982年吴贻弓导演《城南旧事》，将婉转哀愁的情绪基调与时空复现的叙事策略结合在一起，电影结构如同串珠，串连起英子与秀贞、与小偷、与乳母宋妈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是一种散文风格的叙事手法。第四代上海导演关心社会和政治，但是，他们的影片大多并不是直面政治内涵，而是以诗意化的手法，悠远的情绪表现，关注小人物在社会巨变之下的心灵与命运，这也是上海电影的重要气质。
国际性：广阔世界视野，融合多元文化。“上海电影学派”建于上海这座城市之上，展现了上海的多种特质，雅与俗、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相互碰撞，形成了多元的上海电影风貌。上海电影是民族化的，也是世界性的，它们与世界电影交流与融合，受到包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美国好莱坞电影等国际电影影响，具有一种国际视野及调性。此外，上世纪40年代以后，很多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成为香港电影的中坚力量。新中国建立，他们又逐渐回到上海，将香港经验注入上海电影创作。改革开放，香港电影人将工业与技术带到上海，进行了新一轮的交流与融合，也丰富了“上海电影学派”内涵。
市场性：电影商业与工业的发展。上海具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拥有稳定的电影消费群体，它是电影商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已经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它也是“上海电影学派”的内涵特征之一。早期的上海影业公司，善于学习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制作流程，借鉴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与明星制度。制片人拥有最终决策权，电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喜好来制作和调整，从而保障了票房收益。明星制度则是让明星成为电影产品的重要构成，签约和包装演员，让其受到观众的追捧，从而保证票房成绩，它与当今中国电影的明星制度基本相同。
从“上海电影学派”延伸至“中国电影学派”
上海电影发展史，也是半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海电影学派”，对中国电影的艺术、产业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中国电影，制片业、发行放映业均起源于上海，是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它率先出现了各种民营电影制片公司，借鉴好莱坞的制片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业化运营，开创性地整合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并引入股份制，开放投资，从而获得资金来源，让电影获得市场化的良性发展。同时，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电影发行网络，发行渠道覆盖全国，乃至发行至海外，上海电影得以广泛传播。如此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培育、发展和转型。在电影制作流程上，也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模式，进行专业规范的制作，包括剧本撰写、演员选角、拍摄、后期等环节，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业流程，人人各司其职，按照规范标准从业。这使得中国电影走入工业化的发展轨道，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
上海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影人，并扩散至全国各地。其中有的迁移至香港，带去现金、设备以及人才，在香港扎根发展；有的奔向延安，拍摄了许多支援抗战、鼓舞民族精神的电影，如郑君里的《民族万岁》《中国万岁》。其中部分电影人在抗战后回到上海，为战后中国电影发展创立了基础。
在国际电影文化版图中，“上海电影学派”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上海电影人注重创新和总结，探索民族艺术风格以及精神，开创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在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的交流之中，率先互鉴学习，为国际研究中国电影提供了上海样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随着《爱情神话》《1921》《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具有上海电影学派美学特征影视作品的出现，为学派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爱情神话》有着精致、浪漫和通透的“海派”气质，徐峥、马伊琍、倪虹洁、吴越、周野芒、宁理等上海籍演员，诠释了平缓的生活流下暗藏的人情和世态，其失败与伟大之处，都能引发观众的会心一笑。影片采用上海话对白，有助于生动和准确地传递人物的神韵。《1921》是一种青春化和人文化的叙事策略，演员的年龄与角色情境中的年龄基本接近，塑造了具有激情和活力的青年革命者群像。影片将所有的伟人拉到生活之中，他们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和性格中有趣的事情。不拘时空的“散点透视”，运用一个核心事件串联和表现群像，揭示规律和真理的宏大叙事，有上海电影的细腻和清丽。《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舞剧电影，从舞剧IP改编而来，其《晨光曲》舞蹈段落已经风靡全国。影片强化了舞剧的“海派”意象，上海的弄堂、街头以及人物风情，深具老上海的特有气质。
目前，上海电影学派不仅仅是美学总结，更重要的是去推动电影创制，拍摄出更多具有上海电影学派风格的新片。近年，上影集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等，都已运筹帷幄，加大拍摄上海题材、上海风格和上海精神的电影作品，让上海电影学派文脉长存，不断出新出彩，使上海电影学派始终保持创新创造活力。尝试溯源和总结“上海电影学派”的历史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中国电影学派”的突出优势，可以更有效地让中国电影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电影特性，如好莱坞电影、日本电影、伊朗电影、韩国电影、印度电影等。上海电影学派更广泛的意义，有待电影学者们进一步总结、挖掘。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潘畅，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