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邢建榕 魏松岩
戴敦邦（口述）
与“301”的缘分
穿过建国东路、合肥路，就是复兴东路，在黄陂南路转角处，曾经是上海律师公会的旧址，现在是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地址是复兴中路301号。
这里我蛮熟悉的，因为底层开设过一家银行，即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后来改为工商银行卢湾支行。当年我为各地出版社绘画所得稿费，都通过此渠道汇款过来。可能银行汇路比较安全畅通，资金相对充足，支付有保证，小额稿费一般通过邮局汇付，而大额稿费100元以上会选择银行汇付。
来的多了，我与银行员工也熟悉了，他们甚至会把单子送来我家，因此我对301颇多好感，当时我家储蓄也多在这里。至今数十载匆匆，这段记忆仍历历在目。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大家叫他阿海。我们彼此认识熟悉后，他带我参观该馆，深感展品藏品丰富，令观者叹为观止，真是一座难得的专业博物馆。馆内设计布置得切合观者的兴趣和感受，有助增长知识和见识，消除很多人“银行就是讲钞票的，没啥看头”的偏见。后来我画了《生财有道图》，一文一武两位财神，捐赠给银行博物馆。
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养家重任。无论是结婚前后和父母一起生活，还是有了一个大家庭，我的收入都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这些收入主要是画画的稿费。
20世纪50年代初，我第一次投稿，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中国福利会下属《儿童时代》刊登了我豆腐干大小的一幅作品，题目叫《听广播》。作者署名写的是“上海小读者戴敦邦”，这说明我年龄很小。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印到纸上，于我是莫大的激励，感觉很自豪。
由此而带来的自信，促使我更加勤奋，也越画越多，很快投稿成功第二幅作品。我画了一个当时热点的政治题材，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画了一幅抓捕特务的画面，刊登在《新闻日报》上。这次署名是戴敦邦。那时我十二三岁。两次稿费收入的具体数额，我已经不大记得。当时还在使用旧版人民币，10000元旧币作1元新币用。
这之后，我担任《通俗报》年龄最小的通讯员，前后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为这本聚焦黑板报素材的周刊作画。《通俗报》文章要配图，有时甚至整版都采用我的图画。我记忆最深的是，画过斯大林领导苏联开展“一五”计划的一些内容。
敬业中学时代，我开始频繁地投稿。有时候投出去的画稿，自己都不记得。有一年的下半年，《新闻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戴敦邦稿费的催领通知。我家里不订《新闻日报》，消息由同学告诉我。他说：“戴敦邦，催你领稿费呢。”我才想起自己上半年画好投出去的画稿。我说不知道领稿费的具体地方。同学自告奋勇陪我前去。那次领到四元钱。同学啧啧称叹，羡慕不已。
他们都还在花家里的钱，我已经赚钱了，而且数目还不少。这一点，我也很骄傲。这四元钱，我买了一双胶鞋、一瓶墨汁、两双袜子。还剩下三角五分，买了两袋游戏棒，一袋送给陪我去的同学。我也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发表过作品，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画插图的收入相较其他画种已经不低，更高的是画连环画。毛用坤介绍我和私营书店老板认识后，我画过一段时间连环画。“跑街的”找人先写剧本，再分工给我们画。有画人物的，有补背景的，最后再请人抄上文字。
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画了一本连环画《梨》，拿到的报酬最丰厚，83万元旧版人民币，换算成折实货币也是一笔可观现金。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更是数额大得惊人。但我没有被这笔巨款吓到，马上购买了一块进口手表，海梭牌，瑞士进口的高级货。手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货真价实的奢侈品。很多家庭攒一年的钱，才够买一块手表，往往还是为了结婚或者参加工作的需要。手表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当时戴手表的很多是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而我还是一个孩子。
我上学时就戴手表，非常神气。后此风蔓延，班上戴手表者有三四人，大都是家境好的女同学，戴女表，品牌却都没我的高级。很多老师也没有手表，有时还要向学生问时间。以往我家境不太好，几乎没有能拿得出手、让人羡慕的东西。这块手表是我凭自己的本事画画所得，和他们靠家里购买的感觉完全不同。
刚开始，我的注意力不自觉地总集中到表上。快下课的时候，我就看表，一些同学也频繁问我时间，盼着下课，很影响学习。特别在英文课上，闹得不像样，还要配上一位止闹老师。教英文的祝德明老师苦口婆心规劝说：你们现在学点外语，今后必定用得上。但我始终学得不好，至今记忆最深的单词是“思碧灵”——春天、“胫已拿”——中国，用读音相仿法记住的。
这块手表也差点让我惹祸。有个认识的连环画掮客，得知我发财了，找上我。我当时十二三岁，他大概20岁的光景，解放前做过青年军的炮兵少尉，长得有点像外国人，样子高大健壮，经常客串临时演员。
他对我说：“你喜欢画古装人物，我介绍一位师傅给你认识。”我信以为真，想着可以找到人指导我画画，很高兴，就跟着他走了。他把我骗到很远地方，周边空无一人，然后叫我把手表交出来给他。我自然不同意。他嘴里开始不干不净地威胁我，继续说：“你没有我，怎么可能有机会画上连环画。”我不认可他的说法。看我仍不屈服，他最后说：“如果你不听话，就要斩你的手指。”好像帮会中人说的话，我觉得他下得了手。
其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连环画圈内的改造还未开始，仍保留着一些旧社会帮会的坏习气。我说：“你要是斩了我的手指，以后还要我帮你画画吗？”他听了，还是不甘心，我也仍旧不肯交出我的宝贝，他连骂带吓我一番，最后无奈之下，让我“滚”了。其实，我也非常害怕。要是真被斩手了，以后怎么画画啊。我喜欢画画，而且它是我的谋生之道。
1953年，我读艺术师范学校时，国家对师范学生有生活补贴。助学金每人每月十元钱。我们每月每人拿出五角钱资助家庭困难的同学。我剩下九元五角，完全够用，包括吃住在学校里要交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剩下的钱付完住宿费，主要用于三餐伙食，吃得还不错。早餐稀粥、馒头加小酱菜。午晚餐八人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
这时候，我每个月约有四元五角到五元钱的稿费收入，不光日子过得宽裕，还能偶尔补贴家里开销。
1963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约稿，我画了连环画《小银燕》，全书三四十幅图。国家出版社非常规范，稿费寄来之前，先来了一封信到我永年路家里。我父亲看到有信，拆开看了。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有一封北京的来信，说要给你寄稿费，让你留意。他还说稿费是386元，太高了吧，这不可能，也许搞错了。随即恍然大悟，又说人家可能写的是“寄上了86元”以前写信都是手写，他觉得那个“3”是“了”更符合情况。实际上，是他不敢相信我一本连环画的稿费收入那么高，缩减个四五倍，都觉得很不错。当时一家人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只需要二三十元，386元超出了他的想象。不久连环画《小银燕》稿费如期收到，386元一分不差。
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有一批专业画家画出口檀香扇，一把檀香扇只有一两角酬劳。还有画书签的，一个书签8分钱。还是连环画的稿费最高，单幅一张就能拿到几元，甚至十几元钱。陆俨少、程十发、刘旦宅等知名画家都画过连环画。
参加工作后，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38元5角。一年之后转正，工资涨到每月60元。在此之前，我已经积攒了一千多元的存款，皆是稿费收入。而且每月我都有十来张稿费汇款单，就按最低的每张3元计算，加上我的工资60元，也将近100元了。
当时，连环画稿酬有相关标准，一般每幅几元到十几元。我基本稳定在每幅五六元的基数上，也拿到过十几元的。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没这么高，我很早就达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比较富裕。我结婚比别人早，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经济上完全自立了，能够负担结婚和养家的开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庭经济也变得困难。社会上物资匮乏，生活所需变得比以前昂贵，同时出版社约稿减少，稿费也就少了。即便有约稿，稿费金额也大幅减少。此消彼长，原来我们两个人每月100多元收入，包括工资和稿费；此时变成了60多元，工资依旧，稿费减少乃至取消，家里人口又增加，因为孩子们陆续出生，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嘉华也有工资收入，但是和我比起来，比较微薄。我的小儿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送到乡下去寄养，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我们有点养不起了。
再后来，我到干校劳动、在北京画画、去西北写生、参加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学习班。参与的两项重要主题创作——英文版《红楼梦》插图和为电视剧《水浒传》做造型设计的稿费收入都不高。英文版《红楼梦》共三册，每册 20幅插图；画完第一册后收到40元稿费。
稿费太低，我很疑惑，有次与叶浅予老师提起。浅予老师听后，也顿时冒火，说你把稿费退还他们，这是侮辱人！大概因丁师母在外文局工作，后来丁聪先生也听说了。后面两册出版后，外文出版社每册给了100元稿费并补上了前册差额。画英文版《红楼梦》插图我总共收入 300余元。
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要做人物造型设计，制片主任张纪中到上海找我，谈到稿酬问题，他抱歉地说预算不多，别指望中央电视台会给高报酬。我说没问题，不给钱也画，画水浒我最好！
画完约定的80多个人物画稿，他们付给我两万元稿费。后因剧本改编，需要增画的人物造型达到了184幅。又加画了100多幅。剧组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又给我增加了一万元稿费。整个电视剧《水浒传》人物造型设计，我收到稿费三万元。
1981年调入上海交大，我记得自己最初工资是每月70多元。距离我参加工作已经过去了20多年，其间工资只涨了十几元。成为大学老师后，我的工资开始不断调整，很快升到每月200元。待我评上教授职称，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后，收入就更高了。所以我基本不卖画，也很少画商品画，因为上海交大为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包括丰厚的待遇。经济上不再捉襟见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孩子们陆续长大，生活独立了。
我很感谢上海交大，有了这个平台的支持，即便在笔会流行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也能专注自己的选题领域，不以赚钱为目的画些非我所愿的“商品画”。这期间我创作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和《金瓶梅》，其质量可谓对得起祖宗和良心。
如今，我退休在家，和妻子两个人的退休金过日子绰绰有余。当年我不画商品画的好处延期体现出来了。我的收入也不再仅仅来自一次创作的稿费，而是五花八门的来源，有些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这全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好处。这些昔年用心之作，至今反复出版，或制成文创商品，或被有关报刊录用，如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甚至包括时下最热的新媒体等，连教材、游戏卡、小孩子玩的玩具上都有我创作的形象。这是时代的特色，也是我这老叟对新时代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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