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思源
原刊于《书城》2026年9月号
二〇〇三年，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的《贵州读本》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其编辑本意是尝试将地域文化内容引入语文教育，而其中蕴含的理念明显超出了地域文化，也超出了一般意义的语文教育。这个理念就是：认识脚下的土地。
过了二十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所著《认识脚下的土地》，书中汇集钱先生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文字，记录了他的个人足迹与关于精神故乡的叙事。如何认识贵州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文化气质的血肉联系，是钱理群先生的“生存之根”，自然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贵州人的心灵需求。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家冉正万近年来围绕贵阳城市街巷展开的系列写作，颇为引人瞩目。如《洪边门》《白沙巷》《鲤鱼巷》《指月街》《图云关》等中短篇小说，在书写内容上，从曾经的乡村生活到城市记忆，其故事空间转换不只是一种叙事策略，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再出发。小说书写的内容是历史，也是由历史草蛇灰线般延伸而来的现实。凭借这种跨越时空的相互扰动，小说重构了人与时间、空间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更是作家尝试在深远背景中建立精神之脉的一种努力。
冉正万的长篇小说《屯堡》（原刊《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贵州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可以视为这一创作意图在多年积累之后的一次飞跃和突破。书中的人物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相关联，为贵州建省之初的洪荒景象提供了清晰的时间维度和历史景深，而个体的精神挣扎、选择及其与历史、与自我的和解，则构成了复杂的精神图谱。主人公郝余良从被动地自我放逐到主动融合、扎根，不仅是一个人的自我完成，也为我们呈现了历史生长的图景。
《屯堡》
冉正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6年版
1
重述历史的可能
在中国，叙事与历史不仅在起源上有着内在的同构性，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相互为用甚至相互为证。李德南认为，以小说的形式来书写历史事件，陈述作者自己以及他人的历史意识，着力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形成互动，堪称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主流（《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载《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但在长期的叙事发展中，历史与叙事的相生关系在逻辑惯性中日渐蜕变为一种僵化的叙事机制，极大地压制了小说叙事应有的活力。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在政治无意识的作用下，碎片化的、寓言化的语言总会建构成历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历史的这种强硬与强大，常常把故事裹挟而去；反之，竭力摆脱历史强制的叙事，又不免使故事脱离社会语境，孤悬于抽象的时空。
小说描述的“屯堡”，作为一种特殊的聚落，本身是中国近古史中一个巨大而无可回避的历史存在，也是贵州这片土地上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与文化现实。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是明清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与持续的历史过程。在前述两难的困境中，《屯堡》如何完成叙事，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故事生发点，讲述的是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变故而西行入黔的故事。一三九七年的科举案是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春榜全部为南方士子，引发北方士子的不满与抗议，随即朝廷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复审，但依然未能平息事态。后为协调南北矛盾，又发布了夏榜，开启了科举分南北取士的进程。郝余良正在春榜中。冉正万在设置人物时颇具匠心，把郝余良置于春榜倒数第三名，这样的位置不容易被人关注，以其为中心人物，既介入了重要历史事件，又能在历史的缝隙中获得叙事的空间与生机。而他作为进士所拥有的知识与思考能力，则使其具有超越普通人的视角与认知，为作家后来借助他的经历书写出复杂的历史图景奠定了基础。
穿插其间的“靖难之役”既是重要的历史背景，又使人物的命运变得更加起伏跌宕，充满了不确定性，暗示个人在历史强力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小说正是以此为契机，在个人的悲喜剧中把人物抛出常轨，以戏剧性的命运错位与人物的空间位移为结构要素，以人物的思想转换与精神重生为核心，聚焦于郝余良的行迹及其视角，呈现卫所制度在明初国家结构中的特殊作用，又从日常生活层面揭示了备战意识与垦荒屯田之间的内在矛盾及不同观念、文化的交错与斗争，让宏大的历史退为背景，而历史感则因个体生命遭际从抽象走向真切。
小说开篇，一边是郝家人惴惴不安的等待，一边是信使的星夜奔驰，充满张力的叙事富于戏剧性，也极好地把读者带入了故事情境，更重要的是转动了人物命运的齿轮，历史的吊诡与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个体的命运中，人物的人生轨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大的偏转。在围绕科举发生的一波三折的悲喜剧中，个体的人生与历史的洪流耦合，在命运的不确定性中的避祸选择，使郝余良能以全新的角度参与历史。这里，婚约作为另一种规制性力量，也在无形中参与了对其命运的塑造，虽然这并非故事的主线，但在随后间隔性的穿插交错中，贯穿了郝余良的整个人生。四叔郝安贵的屯军身份，以及返家途中与邓锡的相遇，则提供了另一个契机，把人物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江南带入了云贵高原的苍茫历史中。由此，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被夯实，郝余良的人生故事得以启动，作为历史重要构成部分的屯堡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生动的画卷。
随着叙述的展开，郝余良在个人命运的游离中获得了真正的现实感。虽然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又往往只有脱出常轨才有发生认知的可能。理解这一微妙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理解郝余良日渐深入地参与边疆治理的实践行为。在中央与边疆、政治与生活、主流与民间、文明与蛮荒的复杂互动中，郝余良通过自己艰难而又坚韧的实践，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也成就了历史，并让历史获得了自己的“肉身”。
2
地理空间重塑中的生命旅程
在小说阅读过程中，第一次全面激发读者的好奇心的，应该是这一情节：春榜复阅结果形成更大事件之后，郝余良面临黯淡的人生前途与婚约的双重逼迫，在极度颓败的情绪中突然做出一路向西的决定。这一情节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逼人而来的人情事态带给人一种强烈的毁灭感，未知的旅程使人焦灼又充满莫名的欣喜，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新的叙事动能由此形成，并真正成为故事的核心，重塑了人物的人生，改变了故事的走向。每次叙事都是一次冒险，这也是成长故事与作为类型电影的公路片潜在的叙事机制。
但在此类故事的常规叙事中，人所面对的世界已经成型，未知的只是过程和具体体验；而在《屯堡》这个故事中，郝余良要面对的，虽不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似的“一切尚未命名”的世界，但也是一个近乎洪荒般的未知世界。在小说第二章，经由在永安屯驻守的邓锡之口，作者勾勒了从京师到云南的山川地理形势：
京师距云南金齿，驿道长六千四百四十四里……问起地形，邓锡说普定卫安顺州最好……再往西走，乌撒卫、乌蒙卫、阿嘎屯，山高得只有猴子才能爬上去，冬天还没到就得披羊毛毡。
这种描述并非体验性的风景描写，比起面对一张抽象的地图好不了多少。在面对这一地理空间时，万里江河间的山川险阻、毒蛇猛兽自是可以想得到的危险，更主要的还有旅途中不可预料的一切未知要素，有尽的人力与无限的世界之间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在故事发生的二百年后，《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以客观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黔地山川的辽阔与曲折；清初黄向坚的《寻亲纪程》和《万里寻亲图》，又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了自然山川的精神难度。山川之险远与文化之荒蛮带来的心理不适，也几乎是明清各类文学对西南行旅纪程的一种普遍描述。
《徐霞客游记》
〔明〕徐霞客 著
朱惠荣 整理
中华书局2009年版
《黄孝子寻亲图二十四帧》
〔清〕黄向坚 绘
上海文明书局1909年版
另一方面，历代中央王朝对类似西南这种“化外”之地的治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直接目标都是保持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互动，最终目标则是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即直接管理。明清以来，政治上的“改土归流”和文化上的“用夏变夷”一直是核心的策略，总体而言，都是以大一统为思想基础的。而西南边地则因利益、地位等因素，与中央朝廷处于反复博弈的过程之中。这一历史过程既表现为山川地理被纳入版图，表现为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表现为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变化开始实现地理空间的重塑，“边疆”也从抽象概念变为实体的存在。
小说中，郝余良进入镇远之前的漫长行程被简化为短短几句所描绘的空间转移：从镇远开始，一路向北，至于务川，又折而向西，远至阿嘎屯，后因任职又向西北行至毕节卫。其行迹粗略勾出了基本的贵州地理空间。在这些章节中，作者的笔法开始变得细腻周密，并以陌生化的眼光打量这片土地，折射出从初入蛮荒的不适到逐渐接纳此地这一微妙的心理过程。这不仅是从节奏出发而产生的叙事方法上的需要，也是郝余良用脚步实地勘察贵州山川，以目光所及测绘地图、重塑地理空间的必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的视角和多样的山川风貌呈现并不只是叙事进程中抒情性的风景描写，而且更多带着地理学的内涵，这也再次印证了前述地理空间重塑的内在意识。
在对郝余良前半生丰富的行程展开的记录中，以屯堡、村寨为标志的空间节点，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意涵。傅家寨、阿嘎屯的高崖壁垒，风格粗粝、森冷，象征着军事征伐中的对抗和固守；永安屯的水利系统及江南风情，代表着以民化兵的趋势和新的家园精神的形成，但因文教的缺乏，这一历史进程还远未结束；另一类则属尚未转化或者说“王化未及”的蛮荒之地，如郝余良发现并加以改造和重新命名的“陇家”聚落——这个近于世外桃源之地——最终因郝家贵的贪婪征伐而消散于时间的尘烟中，后世也没能再被人发现。这些空间节点呈现了民族、文化交融中的多样化图景。
“命名”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行为，这不仅是在完成对事物乃至世界的指称，建立起主、客体关系，更是掌控外部世界的核心方法。从这一角度看，郝余良的命名行为正是从细部完成边疆实体化的重要一环。对任何国家而言，从疆域的开拓到真正纳入版图，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武力征服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随后经济一体化、政治权力的贯通、文化的认同等一系列行为的展开，才是让“异域”成为“旧疆”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是排斥与压制，一方面是疑惧与反抗；一方面是自上而下推进治理，一方面是自下而上主动寻求认同；在无数次的反复博弈后，新的社会生态才得以形成。在为补录《救荒本草》《袖珍方》进行的野外考察中，郝余良一方面依据当地习惯，以最小的地名给山头、溪流命名，一方面结合当地人的叫法给植物命名，这两种命名使世界具象化：地名在时间中得以流传（虽然可能发生讹变），物名则真实地重构了生活。通过这两种方式，郝余良不仅重塑了地理空间，也为自己建立了生命的坐标，以此实现了精神的重生。
3
教化与融合中的精神重生
郝余良本有济世之心，虽然这种愿望未必宏大高远。小说中曾这样描写他的心理：
会试后被赐同进士出身，他暗自发誓今后无论为官为人，都要认真做、好好做，不贪不嗔，不营私舞弊，一定做个好官、做个好人。
但科举案把他抛出常轨，逼至绝境。他的远行入黔，虽不无自我放逐的意味，但在初始阶段被动明显强于主动，委屈、不甘、惶惑，初入黔地的不适乃至于惊惧不安，既是从秀丽江南初入荒蛮之地的正常反应，也是这种心理的远程投射。此时面对茫茫山河与不时出现的绝境，如同面对另一个自我，既往判断世界与自我的坐标都失去了效应，但也正是在这种无法想象的绝境中，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通过自我省思与对话，意识日趋清明，转而重新发现世界及其内在的某些还说不清的规律。这些东西在人物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过程中，缓慢却又坚定地在他内心成长起来，有了根系，并与过去的知识融会贯通，逐渐形成新的有根的认知。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伴随自我放逐而产生的被动安置之感，不知不觉间成为更高层次的理解、认同。
从这一角度来看，郝余良在入黔之后的行走就有了双重意义：既通过脚步确认了王朝的疆域，又通过重识世界来认识自我。在抵达傅家寨后，他与叔父郝安贵之间的理念冲突，几乎是一种必然。粗暴的武力征服与真正把“异域”纳入“王化”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在当时的情境中，单纯的教化之道也显得迂阔。与周王朱橚的相遇及陪伴是一次重要的转机与思想的升华：对于“王化”的实现，朱橚提供了一种更为务实的实践路径。小说临近结束时的一个细节极好地呼应了这一点：郝余良在官学教授的重要教材，是其参与补录的《袖珍方》与《救荒本草》。而永安屯呈现出来的和谐繁荣，正是教化之外的融合之道，这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也是比对峙更合理、更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郝余良补录二书的过程中，对名物的拟制也更多融入了本地生活习惯与经验。
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化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发生，对地方的恐怖性想象及污名化，往往来自隔绝、孤立及对峙。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模糊的认知与自身的体验，郝余良一方面积极协调、沟通，力图通过交往打破孤岛效应，在“新”汉人与地方族群之间建立桥梁，让双方都意识到对方不是洪水猛兽，只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同的人；另一方面，则通过亲自验证，破除传闻的神秘或不实。郝余良参与的边疆治理实践，不仅构建了生动的融合共生的社会形态，也深化了自己对土地、风物的理解，他在此过程中接纳了与知识理性悖离的某些观念，这是与生活的和解，更是与自己的和解。不同的主体认知、诉求固然不同，采取的行动模式也不同，但究其根本，观察、试探并以融合共生取代单方面的教化与管治，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走向。
在郝余良持续一生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过程中，故乡、亲人、往昔的生活与社会关系在空间与时间上日渐远去。他从教化到欣悦，从接纳到认同，直到实现自我与本地的融合。当异乡转化为可居可悦的“地方”，当洪荒转变为风景，曾经的自我放逐演化为主动扎根，郝余良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精神重生。在小说结尾，当那片花瓣飘落在额头上，他也原谅了那个曾经一心逃避的自己，放下了对妻子的歉疚。如小说中所言：
在云山之间，他什么也不想，专心辨认和品尝，辨认和品尝时间之外的东西。植物的味道和属性几万年来就是如此，从不改变。
这也是所有生命自我完成的最好的方式。认识脚下的土地，是一个人在智慧和阅历通达之后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的方法，不仅在学术上有其意义，在写作中也是让作品具有生命力的根本：优秀的作品总是从人置身其中的土地、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屯堡为贵州建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如这大地上的四季一样，土壤、气候，必然与偶然，在时空的熔炉中衍化。要写出这种历史感，承载住这片土地上丰富多样的文化与山川风物，殊为不易。冉正万通过《屯堡》的书写，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作为一部小说，它揭示了这片土地从历史到现实的内在脉络；在故事之外，作品还向我们呈现了方言俗语、地方民俗、鬼怪传奇、绝地风景，当这些要素汇合在一起，它们就不再是外在的景观或奇观，而构成了立体的文化网络，将历史还原为鲜活的生活，展现出了这片土地的根脉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