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诸大建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研究上海离不开研究马路。有关上海马路的文章和著作已经很多，先是许多马路合在一起写，然后一条一条单独写。但是，徐锦江的《愚园路传（1860—2025）：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以下简称《愚园路传》）却有开创性的意义。以前类似题材的文章大多数是随笔式、怀旧性、碎片化的马路叙事，而《愚园路传》称得上是学术性、有思想、系统化的马路研究。
《愚园路传（1860—2025）：
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
徐锦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6年版
愚园路当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有上海味道的马路题材。愚园路，东起静安寺和常德路，西迄中山公园和长宁路，全长二千七百七十五米，跨越了长宁和静安两区（镇宁路以东属静安，镇宁路以西属长宁）。按照该书作者的研究，愚园路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一八六〇年，一九一一年以当时静安寺路上的著名园林“愚园”命名，一九一八年基本形成了今日格局的路长与路宽。从愚园路看上海城市发展，在时间段上，改革开放后要特别关注的是：二〇〇三年愚园路及其相关地区被上海市政府列入上海中心城区十二处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二〇〇七年乌鲁木齐北路至定西路路段被列为上海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历史风貌道路”之一。沿路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点林立，这些空间载体与相关的人和事，构成了愚园路值得研究的资源基础。
但是，并不是写愚园路的文章和著作都可被称为马路研究。我说《愚园路传》打开了上海马路研究的新天地，基于下列理由：可以从一条路（是什么）、一座城（为什么）、一组研究法（怎么做）、一个研究者（谁在写）这几个层面，进行解读和阐述。
一条路：愚园路的发生与发展
《愚园路传》吸引我的第一眼是目录——它要从开始到现今，完完整整叙述愚园路的发生和发展。以往的马路叙事，作者主要写有某个怀旧意义的时段或片段。而按照时间轴去深入地写马路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属于长期主义的“慢生活”，是要吃耐力、吃功夫的。
作者写了愚园路从一八六〇年到二〇二五年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全部历史，书后用十多页的篇幅整理了愚园路大事记，用近五十页的篇幅整理了里弄格局表。这条路的发展，按照重要的节点分为六个阶段：江南水乡与越界筑路（1860—1937）、孤岛风云与沪西歹土（1937—1945）、战后生活与局势新变（1945—1949）、政权更迭与社会改造（1949—1966）、悲情时代与私家回忆（1966—1979）、生活空间与网红街道（1979—2025）。该书告诉我们，愚园路最值得看的，不是它今天看起来有多漂亮，而是它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样子。对于城市研究来说，这种“如何变成”的过程，比“变成了什么”更重要。
其中特别具有愚园路个性特点、有信息量的是一头一尾以及中间两章这四个部分。
第一章“江南水乡与越界筑路”，写愚园路如何因为越界筑路从江南水乡变成城市空间。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这一带仍然蛙声一片，水网密布，桥梁纵横，舟船荡漾，被西人看作郊游之地。越界筑路是愚园路城市化的开始。愚园路最东边的那一小段军路，最初是一八六〇年太平军为进攻上海而修筑的，一八六五年交工部局管理，一八九九年被划入公共租界内，而愚园路的其他部分均是一八九九年以后公共租界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同意就越界筑路的结果。愚园路是东头和西头先热闹起来，然后拓展到中间的。因为东头有静安寺庙会和随后落成的申园、西园、愚园等几个园林，西头有当年常举办沙龙宴会的兆丰公园和后来的圣约翰书院。
江南水乡的空间组织，以河为主，以村为结点，以农田为底色。现代都市的空间组织，以路为骨架，以地块为单元，以房产为核心。现在上海中心城区的许多马路和街区，最开始都有从水乡到城市的转译：先有河浜，再有马路；先有农地，再有地产开发；先有局部功能，再有复合空间。愚园路所经历的，正是从水系逻辑转向道路逻辑，从农业土地转向城市地产，从自然肌理转向人工秩序的过程。
这是一个值得从不同空间深入进行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话题。我读过黄中浩博士写的《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一书，书里细致入微地写了辛亥革命前后老城厢中几条主要河流如肇嘉浜、方浜、乔家浜先后经历的填浜筑路过程，它们分别形成了现在的复兴东路、方浜路、乔家路。《愚园路传》提到愚园路附近的水系有南北向的田鸡浜、西芦浦、丁浦，东西向的姚家浜、清水浜、涌泉浜等，以及跨越这些水系的古代桥梁。对照起来，我觉得对于愚园路的发生发展与这些水系、桥梁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挖掘研究的空间。
《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
黄中浩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第二章“孤岛风云与沪西歹土”，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愚园路一带所经历的特殊阶段。抗战时期，上海有着特殊的空间处境。战争改变了上海整座城市的边界感，让这里的空间被笼罩上非常时期的阴影。所谓“沪西歹土”，直接点出了愚园路这一带在孤岛时期给人带来的治安情况复杂的印象。这里既不是完全失序的混乱之地，也不是安全、稳定的理想社区，而是在制度不稳和权力交叠中不断自我调节的边缘地带。
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舞厅、毒窟、赌场、淫窝、夜总会，加上军统、悍匪，特别是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事件，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也因此，它在这一时期同时成为“谍战乐土”，不仅中共地下情报组织，而且军统、中统、日宪七十六号汪伪特务都在此活跃异常，共产国际乃至各国情报组织人员也视其为理想的穿梭往来的场所。了解了愚园路的这段特别历史，就会理解为什么许多电影和小说讲述孤岛时期上海的故事常常以此地为背景。
第四章“政权更迭与社会改造”写的是解放后，红色空间替代灰色空间的重大转折时期。作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没收的大量敌产和伪产都归属华东军区以及后来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部队机构，愚园路染上了浓重的军队色彩，尤其是愚园路近镇宁路一带，这种军区文化的影响特别明显。
我小时候住在南市老城厢，一直对在上海老城厢出生长大、后来走出去对中国发展有影响的一批老上海有研究兴趣。其中一个是顾准，因为顾准小时候读过书的留云小学是我小学母校的前身。顾准工作后进入潘序伦的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参加革命离开上海，解放之初随部队回到上海担任新上海的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有趣的是，顾准新家的位置就在愚园路。
第六章“生活空间与网红街道”写愚园路近几十年的发展和当下的状况。最近几年，这条路经历了因地制宜的城市更新和街区繁荣。不同于以前几章以文献研究和个人叙事为主，作者在这一章做了大量口述历史的采访，从中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看到愚园路原住民和居住者的体验。这一章是这本书超越历史叙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有了对当下愚园路及其居住者的描述，这本书就把愚园路的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结合起来了。
需要在上海和中国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看第六章的意义。以前的城市建设，最多的故事是“造新城”；今天则越来越多是“读老城”“修老城”“活化老城”。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路研究就从知识问题变成了实践问题。作者写愚园路，出发点并不只是单纯地“保存记忆”，更是要“重建理解”，或进行一种反思型怀旧，为愚园路这个历史街区的活化更新作贡献。
《愚园路传》按照六个时间阶段，既全面又有侧重地讲述了愚园路的故事，对系统了解愚园路具有导读价值。
一座城：愚园路为什么对解读上海有意义
研究愚园路，不能就马路谈马路，而是要在整个上海的背景中看问题。对愚园路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定位和看法。一种看法是，愚园路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微缩版，可以通过愚园路说明大上海的城市特色是什么；另一种看法是，愚园路是上海城市马赛克中的一个地标，研究上海城市发展和文化，需要通过个性看共性。徐锦江在他主持的“上海马路”丛书论坛上说，上海每一条马路都有自己的分量，它们合起来就形成了上海的重量。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从《愚园路传》解读上海城市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城市治理、物质空间、社会文化这三个方面，从中可以由愚园路个性地看上海城市的变迁和海派文化的表现。
在城市治理方面，此书能帮助我们理解由越界筑路形成的准第四界。研究近代上海，学界通常讲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这“三界”，但上海其实还有“准第四界”，即鲁迅所谓去掉“租界”两个字的各半边，称之为“且介”的空间，它们是没有划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那些越界筑路区域。作者写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面积达到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亩，比同期的公共租界面积大出一万四千零七十三亩，接近两个租界面积总和的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亩。
由此书可以看到，解读越界筑路形成的准第四界，需要注意的是，它是西方租界管理权与中国地方主权之间一种复杂而暧昧的空间结构。表面上看，它只是道路的延伸；实质上，它涉及主权、警权、税收、地权、人口流动和空间管理的再分配，是一个带有灰度、弹性和缝隙的“夹层地带”。面积巨大的越界筑路地区，如同旧上海的城市疤痕，一方面是民族耻辱的印记，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成长的沃土。
我赞同作者从城市治理角度解读越界筑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强调两个故事。一个是一九一一年上海光复后，李平书担任民政总长，开始用制度的手段阻止租界扩张。一九一二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东华德路（今长阳路）至引翔港筑路，李平书照会工部局，说工部局租地筑路，需要经过民政总长承认方可办理。另一个故事是，一九二七年上海成立特别市，首任上海市市长黄郛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在租界外围建设环形的中山路，要从空间上限制租界无止境扩张。
上海中心城区现在有十二块历史文化风貌区。就近代上海的空间治理而言，属于华界的是三块，即老城厢、龙华、江湾；属于公共租界的是四块，即外滩、南京西路、人民广场、提篮桥；属于法租界的是一块，即衡山路—复兴路；属于一八九九年后公共租界非法越界筑路的是四块，即愚园路、新华路、虹桥路以及苏州河北的山阴路。愚园路一带紧贴公共租界西区且面积大，这决定了以愚园路研究准第四界有代表性。
《愚园路传》写道，愚园路是公共租界西进走廊的重要一环。该地区一般马路归工部局巡捕房管，弄堂内和背后的腹地则归中国政府管。租界、中国政府和地方势力相互角逐，形成“三明治夹层”的治权结构。从中可以看到，近代上海的现代性不是在单一制度下线性生长出来的。它不像某些欧洲城市那样，在统一的市政权力和较完整的法律秩序下逐步扩张，也不像一般中国内地城市那样，主要在国家行政结构和传统地方社会内部演化。作为准第四界，历史上的愚园路承受了不同体制、多种规则的交错与碰撞，这条路的发展与这样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物质空间上，我们需要理解鱼骨状空间与海派居住建筑博物馆。愚园路的空间肌理与建筑形态具有独特的中外融合特征。从空间肌理看，愚园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主路”与“弄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鱼骨状空间。主路是城市的横截面，弄堂是生活的纵深处。主路上的店铺把城市公共性向外打开，弄堂里的住宅又把日常生活向内延伸，由此形成了半开放半私密的空间网络。
愚园路的这种“路—弄”结构是上海街区中外融合的表现。这种格局，不同于人们逛外滩时看到的那种殖民时代城市空间整齐方正、有设计感的棋盘式路网，也不同于我从小长大的南市老城厢那种中国江南城市直接由弯曲水系发展而来的又细又密的蛛网式街坊，而是一种在资本开发、地块切分、居住需求和地方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有特色的空间肌理。
从建筑形态看，可以说外滩是上海的“面子”，愚园路这样的街区是上海的“里子”。外滩租界是近代上海的万国商务建筑博物馆，那里的建筑较多参照欧美，建筑功能主要是商务性的洋行和银行等。对照起来，愚园路则是近代上海的海派居住建筑博物馆，这里的建筑有更多中西融合的特点，建筑功能主要是居住和生活。愚园路，既有气派的花园住宅，也有精致的新式里弄，还有朴素的老式民居，是展示上海城市居住建筑多样性的重要空间。
此书介绍道，由于越界筑路的特殊性，愚园路地价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过程，吸引了大量中外富商前来购地造房，五十多条弄堂，数百幢私家小楼，造就了“上海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些建筑相较于旧式石库门，减少了中国传统院落符号（如高墙、门楣雕花等），增加了现代生活设施（如卫生设备、小花园等），更注重采光和通风，这是海派文化常常通过“改良”而进化的体现。
愚园路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它展现了人群杂处、分而不隔的上海街区生活。历史上，这里聚集了复杂多样的人群，形成了共享街区的生活。它不是富人区的单调复制，也不是底层街区的单一图景，而是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在近距离内共同生活的空间。精英与一般劳动者，文化名人与金融大亨，革命者和实业家，外侨与海归，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从愚园路看近代上海，可以看到位于城市边界、制度缝隙的阶层混合的共享生活。
我常常说，近代的愚园路是上海城市中一条既波希米亚又布尔乔亚的马路。《愚园路传》作者说，这里是文学名人的马路，在此区域居住或将之作为书写空间的作家，有周瘦鹃、林语堂、茅盾、郑振铎、庐隐、张爱玲、施蛰存等。我补充一下，这里也是上海金融大佬留下印记的马路。就我所知，愚园路上的四明别墅、新华园、中实新村、愚园新村、五百七十一号公寓等，多为民国时期银行家斥资建造。例如当时得到高端买家和白领阶层青睐的新华园，就是曾经担任过《生活》周刊首任主编、后来担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的上海金融大佬王志莘开辟出来的。上海起家的民族企业——中国太平保险的独立董事，三位创始人中有两位，即周作民、卢绪章，就曾经在愚园路住过。
在愚园路可以看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共生。这里曾经有很高的文化密度和经济浓度，但是愚园路的外部形象主要不是“名人很多”，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杂处的状态。愚园路上的居住者，高低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在同一条路上，在相似的街区结构中彼此可见、彼此影响。历史上的愚园路不是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这样的商业大马路，但也不是功能单一的居住街区。愚园路上没有大型的商业建筑，但是培养出了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街区商业。
这样的风格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街道两边仍是小店林立，服务齐全，弄堂口有许多流动的或基本固定的小商小贩，烟火气、商业气、居家气浓郁。从愚园路及其周边的商业业态看，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环节。这种情况为最近几年来愚园路城市更新、发展生活美学并成为网红马路提供了历史基础。我到愚园路附近开会、办事或者转悠，中午时分常常喜欢到弄堂口找一个上海风味的小吃店坐下来，惬意地吃上一客炸猪排和罗宋汤。
愚园路这种人群杂处、“分而不隔”的社区形态，非常上海。这种复合性是海派文化生长出来的重要土壤。上海之所以被称为“魔都”，很大程度在于它能够保存差异、容纳复杂，在此基础上制造出具有包容性的新质。研究愚园路的吸引力，在于可以通过这个独特的空间，研究上海这座城市如何在开放的复杂中形成它独有的秩序，又如何在秩序的缝隙中不断释放活力。
一组研究法：作者如何研究愚园路
作为学术著作，《愚园路传》能从同类书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徐锦江提出并实践了他称为“三文一野”的研究方法。
按照作者的解释，所谓“三文”是：“文物”，主要是马路沿线的历史建筑和空间遗存，作者强调这是上海大都市特有的地上文物；“文献”，即对档案、方志、馆藏资料等文献的爬梳，作者强调了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博物馆、展览馆和地方志以及房地产信息中心的作用；“文化老人”，即对曾经和现在的原住民、亲历者的历史研究和口述访谈。而“一野”则是田野调查，就是深入现场，去看实际上的空间、人物、文化是怎么发生的。
我认为“三文一野”背后的逻辑是从空间到人物再到文化的整合研究法。读文物，重点看空间，搞清楚“是什么”；读人物，重点看文化，搞清楚“怎么样”；读文献，重点看历史，搞清楚“为什么”。我自己在《一个人的上海史——我看上海城市空间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中曾经写过：我读上海城市空间变迁，喜欢一层层剥洋葱皮。第一步是看这个城市空间的形态特征是什么，空间肌理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第二步琢磨为什么这个城市空间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发生发展的；第三步看看这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对上海城市精神和上海性领悟到什么。重要的是，空间、人物、文化三者可以形成三角形闭环关系，从任何一点入手，都要进入另外两点，这样的马路叙事才算得上是马路研究。
《一个人的上海史——我看上海城市空间变迁》
诸大建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阅读愚园路的“五步法”，而“五步法”是在“三文一野”指导下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这种方法具体是：第一步“荡马路”，从马路这样的公共空间进入城市；第二步“穿弄堂”，从外部景观进入内部生活；第三步“入堂奥”，从表层观看进入深层结构；第四步“听故事”，把物的空间转化为人的叙事；第五步“明心智或有感悟”，是从材料和经验中提炼城市认识。五步法看上去很朴素，其实是一种从脚下出发，逐渐上升到历史理解和城市判断的研究法。前面三步是看空间，第四步是看人物，第五步是看文化。
这种方法为深化上海马路研究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操作性的路径。长期以来，城市研究要么偏宏观，喜欢从制度、规划、经济结构和战略布局入手；要么偏微观，停留在旧闻轶事、街坊故事和地方记忆上。《愚园路传》提供了把两者接通的可能：从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对象出发，让建筑、道路、文献、口述、现场彼此校验，再上升到城市演化和文化形成的深层逻辑。
“三文”和“一野”交互迭代形成了《愚园路传》的特色。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实在是个“怪胎”，里面有真实的文学叙事，有殚精竭虑的历史钩沉，有严谨的历史素材整理，也有学术思考和学理探究，最后还有对当下愚园路城市更新的最新思考和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策略建议。
熊月之教授从理论上对《愚园路传》做了“六个一体”的评价（《解放日报》2026年8月22日5版），即：古今一体；路社一体；形神一体；文献与口述一体；文史一体；述评一体。古今一体——打破晚清、民国、当代时代壁垒，以长时段宏观视野与短时段微观深耕相融，贯通百余年街区演变逻辑；路社一体——将线性道路空间与块状社区生态深度整合，以路串区、以区补路，还原里弄、洋房等生活场域的温度；形神一体——兼顾建筑硬件（形制、技艺）与文化软件（人物命运、精神内核），实现“建筑可读、文脉可触”；文献与口述一体——依托权威档案与三十余位居民口述实录互证，填补史料留白；文史一体——平衡史学考据严谨性与文学叙事灵动性，融合社会学、城市学跨学科视角；述评一体——无我纪实（忠于史料）与有我思辨（针对保护、活化等现实议题发声）并行。
“三文一野”研究法是该书有学术亮点的所在。从学术角度考虑，我觉得现在引子中的叙述似乎有些单薄。学术性著作通常的做法，是在导论中花一定篇幅对研究法和研究路线进行充分的介绍，以便用研究方法统摄后面的研究发现。考虑到对一般读者而言的可读性，也许可以在附录中安排一节，对“三文一野”研究法的主要内容进行必要的展开性阐述，包括界定它们的精准含义、与其他研究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何用研究方法得到研究发现等。这样做，应该会对其他的马路研究者有启发意义。
一个研究者：从个人乡愁到马路研究家
徐锦江写《愚园路传》，经历了从在地生活的“原住民”到抒发乡愁的马路叙事者再到近似疯狂的马路研究者的蜕变，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他通过愚园路表达出来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自传。
作者出生成长在愚园路上，在这里度过少年和青年，愚园路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有生命温度的精神原乡。这样的生命经验，使他的研究既有耐心，也有情感。乡愁对他来说，就是愚园路上的商店和梧桐树、四通八达的弄堂和各种形状的房子。他耳闻目睹了愚园路上的许多人和事，包括自己和父母在愚园路上发生过的故事。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是《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在《愚园路上的阿姨》一文中写的徐锦江家里宁波保姆阿姨的故事。阿姨是从宁波象山来到上海的，在徐锦江出生前由他父亲请来做女帮佣而成为愚园路上的一员，一手带大了徐锦江，后来实际上成为家中亲人，最后因为脑溢血在愚园路上去世。这个故事很感人，说明真正有力量的城市研究往往不是从抽象命题开始，而是从深切经验出发的。
在长期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徐锦江把个人乡愁提升为城市书写。徐锦江在后记中说：“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编辑记者，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就在本报‘人民广场’版面的‘上海屋檐下’专栏写了‘上海马路随想系列’，应该算是最早有意识的马路写作者了，记得当时一位老编辑读了后鼓励我：‘写上海马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好写下去，千万不要放弃了。’”后来调去筹备《申江服务导报》，“忙里偷闲手痒痒，还和编辑记者一起去做了打开愚园路、揭底新华路的采访报道”。
最终，徐锦江成为马路研究家，将私人记忆转化成有学术价值的公共知识。徐锦江从学术上研究愚园路，应该从二〇一七年出版《愚园路》一书算起，中间是二〇二三年出版《上海城记》，直到二〇二六年出版这部砖头般厚的《愚园路传》。他自己在后记里回忆道：“回到《解放日报》工作后，我又重操旧业，在繁忙工作之余，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愚园路写作’，从零星到系统，出了四本相关书籍，或许组织上看到我的这种爱好，干脆把我调到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职，我不知道这是爱我还是害我，导致我一发不可收，干脆一头钻进学术和历史的故纸堆，结合对城市空间和文化的田野调查与理论思考，写出这一部较为系统的完整著作。”
《上海城记》
徐锦江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地道的上海人写的地道的上海马路书。我这里所谓“地道”，是强调上海人干事情讲究专业和韧劲，认准了的事情就会忘乎所以钻下去，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最后拿出一个大金娃娃来。愚园路长度近三千米，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达到两百多公顷，徐锦江走遍了整个愚园路，钻过了每一条弄堂，特别富有上海人的韧劲和专业性。我常常用“我想做”“要我做”“我能做”三圈相交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有的人干事情为什么能成功。徐锦江写《愚园路传》也是三圈相交的成果。
《愚园路传》树立了上海马路研究的新标杆，但是也建立了上海马路研究的高门槛。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和资料积累，特别是没有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感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马路研究著作的。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中华路，工作后住在江湾五角场的黄兴路，我也在报纸上发表过这方面的马路叙事文章，但是在中华路和黄兴路的研究上要写出《愚园路传》这样的书，我觉得已经没有机会了。
最后，我想强调，可以从《愚园路传》提炼出上海马路研究从一般叙事到学术研究的四个方面：在历时性的编史研究上，追求全程性和独特性的统一，按照时间轴写马路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抓得住关键转折；在共时性的空间研究上，不要拔高式地简单强调某条马路是上海城市的缩影，而是通过城市治理→物质空间→社会文化三层递进，从个别到一般，将宏观的城市性格从微观的城市空间中细腻地揭示出来；在研究方法上，注意方法是因，成果是果，马路研究的观点和看法要有翔实的实证研究做基础；在研究者的形成上，优秀的马路研究是研究者生命经验与学术训练的化合反应，个人情感需要通过学术升华才能转化为公共知识，否则容易滑向自恋式怀旧。
阅读这本书可以带来精神愉悦和情绪价值。我不认为大家都要去做这样那样的上海马路研究者，但是要能够从身边的马路和街区开始来体验上海城市的来龙去脉、空间特征和文化魅力。不管是否出生在上海，是否会讲上海话，任何能够从心灵上融入上海、对上海文化有认同的人，就是真正的上海人。我同意有人说，人走到哪里，故乡就会在哪里。一旦你对上海的马路和街区产生了某种乡愁感，你也许就会成为有表达激情的发烧友和叙事者。而一旦你也有了雄心和韧性去做，也许潜心努力多年之后，也可以拿出一本令人刮目相看的上海马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