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家园
作为电视台最早一批专职拍纪录片的人，汤炯铭曾获得中国第一次全国电视评比的大奖，也成了上海电视节首位获得白玉兰大奖的中国纪录片人。一辈子与纪录片打交道的他，最近又担任了纪录片《泳者孙杨》的总导演。
汤炯铭说：我似乎，还没有离开纪录片。
《泳者孙杨》媒体看片会：
聚焦不可知的真实
2026年9月29日。光明网、央视电影频道网、凤凰网等一众媒体，几乎同时刊发如下信息：纪录片《泳者孙杨》媒体看片会现场，孙杨和总导演汤炯铭一同现身，和在场的媒体人、专程赶来的泳迷代表，聊起了两年跟拍过程中，那些没被公开过的热乎细节。
系列纪录片《泳者孙杨》共四集，9月30日开始在出品方中国移动咪咕视频播出，每周一集。29日那天，在北京中央商务区一个影城内，40多家媒体出席了看片会，并提前观摩纪录片第一集。
如此大资金、长周期的投入，与会者自然好奇：为何选孙杨？
我用三个“极端”来概括。
首先，孙杨作为中国首位奥运会男子游泳金牌获得者，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达到了极端的高度；
其次，因各种原因被取消比赛资格、成绩或禁赛，孙杨的遭遇堪称极端“凄惨”；
最后，孙杨历经艰难不言弃，35岁依然坚守泳池，这对游泳运动员而言，更是极端的“稀缺”。
当然，如今的纪录片创作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导演中心制，这个话题并非我一人能定夺。
在现场，我还提到一句专业术语：“纪录片真正的魅力在于结果不可知。”有的媒体最终这样采用：“孙杨复出以后，每年的成绩都略有提升，意味着未来有无限可能。汤炯铭强调，这部作品是孙杨运动生涯的一个坐标，而非句号。”
《泳者孙杨》合影
当主持人问及拍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时，我只能打马虎眼地说，每一帧画面都重要。不过我还是分享了两个细节：
一是训练结束后的理疗，常人以为是舒适的按摩，但实际上，趴着的孙杨，手指会不由自主地像抽筋般蜷缩再放松。理疗师明确表示，这种受力程度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意味着训练结束后，孙杨还要继续承受巨大的磨难。
二是日复一日，每天10公里的训练量。不仅分段计时要达标，出了泳池还要立刻躺进放满冰块的桶里。好几次，我们拍到孙杨主动要求再加冰块以降低温度。曾有小运动员尝试体验，一秒钟不愿意多待便跳了出来。
挂金牌、升国旗的辉煌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置信的付出。
我曾看到一个教练员对着一群年轻运动员充满激情地说：只要你们愿意付出，一定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因此在媒体见面会上我特别说到，达到人类极限的成绩，天赋条件、极端付出与科学支撑三者缺一不可。
高龄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依然期待孙杨能再次创造奇迹，所以我现场用了一句：祝愿孙杨在不同的赛道上去争金夺银。
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在公众面前，本身就需要勇气。“想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真实、多样化、色彩鲜明的孙杨。”
《泳者孙杨》这部四集的纪录片，以两年跨年度跟拍为基础，跳出了传统体育内容聚焦高光夺冠瞬间的惯性，着力挖掘竞技体育背后的人文价值，让运动员的真实故事与更广泛的大众形成情感共鸣。
现场气氛很好。原来计划要谈的创作困难都被忽略了。大家知道，纪录片是遗憾的艺术。尽管第一集的播出达到了9.2的高分，那后面几集效果如何？依然不得而知。
一辈子与纪录片打交道
这次纪录片上映，恰逢我的纪录片全国播出50周年。
1976年，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两部我创作的纪录片，其中一部是我与老师合作完成的：周济老师是撰稿，朱盾老师是摄影，我是摄影兼剪辑。
这部《复旦在教改中前进》在审片时，朱永嘉（当时主管舆论与宣传的市委常委）坐在老电视台（永安公司）楼上的小放映间里，对画面和结构几乎没提什么问题，却对片名下达了不容申辩的指令，改为《复旦在批邓中前进》。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居然又变回了《复旦在教改中前进》。当年不像现在沟通便捷，这也说明了人心向往。
上世纪七十年代汤炯铭在练塘拍摄纪录片
另外一部是我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好八连战旗红》，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插曲。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来电话，说首长要求删除许世友的镜头。见我没有承诺，对方来电的身份不断升级，干事、科长到处长……
拍好八连没有许世友的镜头，说明你不专业、采访不深入；已经播出了再删除这些镜头，那是政治问题。好在几个月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
其实，我拍的电视新闻在中央台播出还要早两年。那是一条反映纺织厂布机挡车座车的新闻：原来挡车工每天要走十几公里甚至更多的路，现在只需脚尖轻踩，坐车就沿着轨道移动，电视的直观与生动，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科技革新成果。
而我创作的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也要比央视播出早几年。
这50年来，我一直没离开纪录片。不是在创作纪录片路上，就是在大学里教纪录片的课堂上。
作为电视台最早一批专职拍纪录片的人，我获得了中国第一次全国电视评比的大奖，也成了上海电视节首位获得白玉兰大奖的中国纪录片人。
电视台《经典重访》栏目主持人王晓玉（华师大教授、作家）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制作电视纪录片？
走这条路，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因为纪录片相比电视新闻片容量更大，也更适合深度开掘，某种意义上要求更高些。因此，新闻队伍里一些业务能力、基本功比较扎实的记者，往往会比较早或者比较多地承担纪录片的任务。
面对上海电视台的办台元老，我是个晚辈，好在前些年的发展变化不大，我竟然经历了电视发展的全过程。
汤炯铭获白玉兰奖时发表感言
当年，电视纪录片和新闻片都是用电影胶片拍摄。那时的电影摄影机，对焦、曝光、校正色彩的滤色片全靠手动，采用的又是反转片，特别是彩色反转片抢新闻，连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听了都咋舌。好在这方面我的业务似乎有点优势。至于现在人见人爱的手机摄影，那是把很多繁复程序替你代劳而已。
后来，胶片时代结束，进入录像时代。最初摄录一体机重达20多斤，后来又经历了从录像带到光盘、储存卡的演变，画质从标清到高清，再到如今的超高清（4K）。我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担任管理工作时，甚至用12K的数字电影机与外单位合作过节目制作。
随着对外宣传的力度加大，对纪录片的重视程度以及创作队伍建设也随之变化。逐渐形成了纪录片创作的“南北两派”：中央电视台的军事部和上海电视台的国际部。有人说，“有了纪录片编辑室才有了上海的纪录片”，这其实是误解——是先有好看且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才有了全国第一家纪录片的专栏设立。
现在都说纪录片是“国家名片”“社会相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只是教化的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电影诞生以来只分为非虚构（纪实）、虚构两大类，而纪实类是祖师爷。
努力耕耘才会有收获
我在电视台带的学生（最初属于徒弟），以及在学校里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我总会告诉他们：做纪录片要耐得住寂寞。“努力耕耘总会有收获”，这是个因果关系，也是激励你的口号。
谁不想自己的纪录片有高收视率？谁不想自己的纪录片能获得大奖？
《泳者孙杨》背后有一个健全、专业又敬业的制作团队。两位摄像采用类似照相机的数字摄像机，前后化两年时间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咪咕这一次的投入值得点赞。当然现在说大获成功还为时过早。
《泳者孙杨》总导演汤炯铭在答记者问
其实，当年创作纪录片《十字街头》时，我独自流连街头两年七个月，我甚至还有制作周期更长的纪录片。
《十字街头》获奖以后，有人问“你为什么一个人创作？”除了早期我创作纪录片大都是编摄合一以外，更多的原因是：如此长时间的投入，如果没有获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怎么向人家交代？尤其当时这个选题还受到不少质疑。这里要感谢时任市外宣办焦杨处长的认可。
只有努力耕耘才会有收获。换一种说法，只要努力耕耘，总会有收获。
于是，《新闻记者》1993年第二期新闻人物栏目，刊发了钮也仿老师撰写的《钟爱精品的汤炯铭》；2010年9月21，文汇报的彩色版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张懿老师撰写的《一扇“窗”中看世界》的图文报道，介绍了系列纪录片《世博大道》团队中最年长的编导汤炯铭。
我纪录片创作的信息，曾登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中国网等中央媒体。我的作品在意大利国际电影节展映，在法国巴黎、里昂的三个城市的电影院放映，在广州九家影城放映一周……
退休前一年，我创作的纪录片《出狱》在来自中、美、德、法等58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的情况下摘得社会人文类大奖（中新网消息）。退休后，还为这部片子独自赴法国马赛，改编成53分钟的法国版和英国版。
2001年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通往各国元首房间的两路电视信号，除了一路新闻，另一路就是循环播放我创作的《上海印象》系列纪录片。该片也是中央电视台用六种文字发到193个国家。至少在当初，是唯一一个由地方台完成国家级对外宣传。
退休后的15年里，我曾在三所高校开设学历课，其中一所是民办高校，目前还保留少量课程。开设的学历课程中有《纪录片拍摄与制作》《纪录片创作（一）（二）》《经典纪录片》《影视视觉表达》等等。
纪录社会、感悟人生！与纪录片打了50年交道，我似乎，还没有离开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