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假活佛”案作出判决，主犯王兴夫、杨洪臣分别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和18年。笔者作为藏传佛教学者，一直关注此类案件情况。总的感觉，两起案件性质相似，王兴夫、杨洪臣假冒藏传佛教“活佛”身份，坑蒙拐骗，为非作歹，其罪行之严重程度和影响之恶劣程度令人震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将对不法分子形成极大震慑，有力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了我国宗教的正常秩序。同时感到，近年来“活佛”“仁波切”广受关注，发生这样的案件并非偶然，既有少数宗教教职人员违背戒律，追名逐利，直接参与其中，也有不少信教群众盲从盲信，对藏传佛教缺乏基本的知识和鉴别能力，才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值得深思。
依法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形成于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宗教理论基础之外，本质上是解决宗教领袖宗教地位、政治经济权力继承问题的办法，并因此形成了活佛世系在寺庙和信教群众中的特殊影响。从元代以来，活佛转世制度都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的原则、具备的条件、履行的程序，为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20年来，随着交通事业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藏和涉藏州县与内地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不断增多，藏传佛教特别是活佛转世在内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人认为其神秘而神圣，产生了好感与亲近之心，其中不乏有人以身心皈依、以巨资供养。但是，这种现象近年来不断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他们敛财骗色的工具。以王兴夫为例，以向一座小寺庙布施为诱饵，就摇身一变自封“活佛”，民族身份造假、宗教身份造假、活佛身份造假、宗教行为造假，通过歪曲冒用藏传佛教教法仪轨的手段，在十余年时间里建立起涉及3000余人的邪教组织，编制歪理邪说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强奸妇女多人，非法敛财近2亿元。从王兴夫、杨洪臣假冒“活佛”犯罪获刑，我们看到了宗教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将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信教群众利益计，为正常宗教秩序计，进一步依法加强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势在必行。
信仰不能盲从，信徒要正信净信。这类案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甚至自认皈依的信徒，缺乏佛教的基本知识，缺乏辨别真假宗教教职人员的能力，甚至缺乏基于常识的自我保护意识。其实，佛教教义明确反对盲目信仰，尤其强调敬拜某位佛学导师时要加以甄别，先辨别其身份、观察其言行，再决定是否去信仰。
事实上，当前查询藏传佛教活佛真实身份渠道是畅通便捷的。自2010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制发“藏传佛教活佛证”，成为活佛合法身份的证明。2016年，“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上线，1331名境内经政府批准活佛信息都已向全社会公布。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甄别真假“活佛”的有力依据。但可惜的是，两起案件中的“假活佛”标榜自己是某座藏传佛教寺庙某个活佛系统的转世时，“信徒”们既未上网进行查询，也不向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求证，一头扎进犯罪分子刻意打造的骗局之中，以致上当受骗，身心健康都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自净其意，藏传佛教界应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假活佛”骗局背后，竟有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在推波助澜并从中获利。比如，在王兴夫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四川石渠县俄若寺僧人鲁绒，为王兴夫办理藏族身份证、教职人员证，举办所谓“坐床仪式”，允许他利用俄若寺的名义大肆活动，一手打造包装起一个假“活佛”并亲自为他站台，在此过程中收取王兴夫非法所得达3700余万元，最后作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从寺庙民管会主任沦为邪教罪犯，鲁绒将因此被钉上藏传佛教界的耻辱柱。
对于假“活佛”乱象对藏传佛教形象造成的极大损害，我认识的藏传佛教界朋友无不痛心疾首、深恶痛绝。早在2017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议，就针对假冒“活佛”“法王”泛滥的问题，发出了题为《遵规持戒 去伪匡正 共同维护藏传佛教活佛形象》的倡议，号召活佛自净其意，虔心持戒，弃恶扬善，严正道风，并恳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社会各界监督抵制，共同维护正常宗教秩序。从两起案件反映的情况看，藏传佛教界还应引起更大的重视，采取更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维护好自身纯洁性，护持藏传佛教的形象和声誉。比如，宗教团体和寺庙如何进一步严格对教职人员的戒律要求，既有法律和寺规的限制，又接受信教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比如，对皈依、加持、火供等宗教活动如何进一步明确规范并让广大群众知晓，避免不法分子随意冒用。比如，对活佛转世、密宗修持等问题，作何宗教理解，在国家法律之下如何实施，宗教界应有予以说明的时代担当。唯其如此，藏传佛教才能始终坚持中国化的方向，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时代健康传承发展。
（原标题：去伪匡正 正信净信——从两起“假活佛”案件说起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 拉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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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宗教外衣行邪教勾当
——起底假“活佛”王兴夫
新华社记者
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终审判决，假“活佛”王兴夫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侦办此案的经过。靠着两张伪造的身份证，成了名叫“降巴洛桑丹真”的藏族人；凭借一场宗教“坐床”仪式，摇身一变成为“活佛”；费尽心机骗取钱财近两亿元，用于个人及亲属挥霍；逼信众立下毒誓，实施精神控制，强暴、猥亵数名女性。短短几年，他在全国私设八大道场，利用结构严密的组织分支，发展信众超过3000人。
2017年5月，济南警方依法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王兴夫及其组织的7名骨干分子进行集中抓捕。同年6月23日，王兴夫等被依法逮捕。
宗教专家指出，王兴夫所谓“活佛”，从民族身份、宗教身份、佛学体系等均是伪造而来。在他的背后，有不法僧人为之张目，谋不义之财。
“气功班”班主竟成藏传“活佛”
在看守所里，记者曾见到过王兴夫。身材圆胖、眨着小眼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颐指气使。
20世纪80年代，王兴夫就在济南开办所谓“密宗洗心功”班，招揽生意，后又在四川成都开设所谓“密宗洗心学”研究所，并自称“金刚上师”转世。最初的信众以气功班学徒为主，随后规模一步步扩大。
2008年，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俄若寺民管会主任鲁绒等人安排，王兴夫以“洛桑丹真活佛”的名义，在石渠县俄若寺等寺庙同时“坐床”。为广泛宣传自身的“活佛”身份，蒙骗信众，王兴夫当时还组织200多名信众到现场亲历“坐床”仪式。根据警方掌握的视频资料，王兴夫的“坐床”仪式声势不小、颇具场面。
“坐床”仪式后，以“洛桑丹真活佛”自居的王兴夫，名气迅速扩大。最终在全国形成济南、厦门、成都等八大道场，道场下设各级分道场，“传法活动”涉及全国20余个省区市。
“不就是当年的王师傅嘛，回来后咋就成‘活佛’了呢，搞不懂。”70多岁的女信徒周某，早年曾跟随王兴夫学习气功，如今，说起王兴夫变成“活佛”的“华丽转身”，一脸疑惑。
“王兴夫是典型的假‘活佛’，而且还是六假‘活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原研究员周炜表示，王兴夫的造假行为，主要体现在假的藏族身份、假的活佛身份、假的金刚上师身份、假的宗教学历、假的宗教、假的宗教仪轨。“他只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已，和藏传佛教没有任何的关系。”周炜说。
巧立名目骗取钱财
一张“洛桑丹真活佛”的彩色照片，要价10元；
一根成本两三元的“金刚结”，要价200元；
一座“活佛”小铜像，要价800元……
林林总总的收费项目、层级分明的供养标准，披上宗教外衣的王兴夫，搜刮信众财产毫不手软。由他一手打造的非法组织，架构严密、层级分明，更成为他个人的“提款机”。
王兴夫还自创了一套灌顶佛法，由低到高分成4个等级。哪个信徒不愿进入更高等级，其他信徒就会极力劝说，不达目的不罢休。晋级的手段，就是交钱。从拜师300元、受戒400元到求授大圆满8000元、八地菩萨授记8000元，这套王兴夫自创的灌顶佛法有10余项收费项目。
很多信徒多年不舍得购置一件新衣，却瞒着家人把钱送给“活佛”。济南的周姓女信徒，家里有3个盲人，自己每月微薄的退休金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在王兴夫欺骗下，她却交了万余元的供养。
王兴夫不满足于普通信徒的供养。自2013年起，他在厦门、台州等地吸纳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信徒建立商业小组，要求每人提供不低于3万元的供养。部分商业组信徒还邀请其出任公司董事、荣誉董事等职，每月提供数万元报酬。
“一亿四千万元到一亿五千万元”，当被问及多年来敛财的数目时，王兴夫这样说。但据公安机关调取的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显示，他敛财数额共计1.98亿元人民币。
这些钱款，很多都被王兴夫本人及直系亲属挥霍。在王兴夫的名下，有各地房产12套。王兴夫出行坐头等舱、吃饭喝高档酒，每到一地更是游山玩水，由弟子打理行程。他的儿子无固定职业却能出手阔绰，买名牌、开豪车、20多万元打赏女主播。
大肆敛财、挥霍无度之下，王兴夫为什么不惧怕信众心生怀疑乃至东窗事发？据部分骨干信徒的口供书证、公安机关掌握的相关物证，王兴夫切准信众心理要害，用歪理邪说对信徒加以精神控制，从而为自己骗财大开方便之门。
自创歪理邪说控制信众心智
“这是末法时期最后一班船，你们有缘得遇一个开悟者，这都是你们的福报”；
“你就是师傅的法器，师傅想怎么用都可以”；
“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我是现在的佛”……
这样的言论，是王兴夫到各地“传法”的惯用说辞。为快速发展信徒、实施精神控制，进而达到骗财骗色的不法目的，王兴夫先后组织编印不同规格的书籍、法本超过80种，竭尽所能鼓吹神话自己。
据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不懂藏语的王兴夫自称为格鲁派“活佛”，并篡改佛教经典、编造自己的转世系统。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鉴定，王兴夫所自称的活佛转世系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记录，完全是他捏造出来的。
“先显后密，是格鲁派的学法原则，学习显宗几十年才能达到密宗。王兴夫没有学过显宗，却声称自己所传是无上瑜伽密，整个藏传佛教界能够修炼到无上瑜伽密的也没有几个人。”周炜说。
迫使信众立下毒誓，则是王兴夫控制信众的另一手段。王兴夫招揽新信徒时，都要求对方在自制的“皈依证”上填写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并贴上个人照片。
新信徒还必须立下毒誓，写下诸如“终不叛师叛道，如有违愿，甘受五马分尸之恶报”“如若违愿，愿承受五雷轰顶、三身俱灭之死之恶报”等。
根据信徒个人信息、对自己的崇信程度，王兴夫遴选出自己的性侵目标。据一位女信徒回忆，王兴夫有一次欲对她行不轨，说这是“打破师傅跟你隔阂最快的方式，就像插座跟插头必须连上才会有灵感”。
办案民警表示，经过对证据、证物的综合研判，王兴夫所创设的建制化组织符合邪教组织特征。如神化教首、著书立说、精神控制、建立组织、危害社会等，都符合对邪教的一般定义。
谁包装了假“活佛”王兴夫
审视王兴夫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一案，鲁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前，鲁绒为俄若寺民管会主任。
2007年7月，鲁绒与王兴夫相识。其后，在组织王兴夫“坐床”仪式、树立王兴夫个人威信、办理虚假藏族身份证及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中，鲁绒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便于王兴夫非法“传法”，鲁绒开具证明，允许王兴夫刻制俄若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印章。
2016年，王兴夫遭广西南宁弟子公开举报其不法行为。鲁绒以俄若寺民管会名义发表声明进行洗白，称洛桑丹真“是值得大家信任和尊重的一位上师”。鲁绒还多次利用个人影响力，对王兴夫的负面消息进行删帖。
对于鲁绒的力挺，王兴夫自然“投桃报李”。据警方核实，王兴夫累计向鲁绒转交的供养总数为3724万元。
如今，这对昔日的搭档却视对方为“洪水猛兽”。“鲁绒他们实际上把我当成他们赚钱的机器，利用我的弘法能力及人脉，让我来收供养。”王兴夫说。
“打着藏传佛教的幌子骗财骗色，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我不认可他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我是现在的佛’，这是很荒唐的。”鲁绒说。
“这些行径违背了佛法和宗教，是非法和无效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珠康·土登克珠表示，王兴夫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幸福安康损害很大，对于藏传佛教的形象也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广大群众遇有假‘活佛’，也请及时向宗教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反映举报。”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李寒颖表示，公安机关对王兴夫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非常必要，下一步，宗教事务部门将加大对宗教事务条例和配套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推动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维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
假身份、假僧人、假教义
——一个三假“活佛”的两面人生
吕竞品一眼就从警方提供的照片中认出了同乡杨洪臣。“我俩初中一个班，1991年还一起去大连打过工。2000年前后再见面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改了名叫‘扎西桑吉’，还穿着喇嘛的僧服。”
深圳警方侦查发现，杨洪臣假造藏族身份，自我包装成“活佛”，曲解教义开展封建迷信活动，敛财骗色、非法行医，严重侵犯了一些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民族身份造假、宗教身份造假、宗教行为造假……这个三假“活佛”过着骄奢淫逸的两面人生，最终受到法律严惩。
不念佛经念“钱”经，抽烟、游戏样样精
2016年6月，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接群众举报，有自称甘肃省拉卜楞寺僧人“扎西桑吉”的男子冒充藏传佛教人员，长期在福田区行骗。警方随即对该男子展开调查。
经查，“扎西桑吉”真实身份为杨洪臣，汉族，多年来冒充“活佛”，在广东、辽宁、河北、江苏等地招摇撞骗，发展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50多名“信徒”，多是经济条件不错中年女性，其中一些人举家“皈依”。
受害者郑某告诉记者，杨洪臣极少教真正的佛理，只是笼统说“好好做事、好好挣钱”，其日常行为尤其让人怀疑，“他喜欢抽烟、玩游戏，尤其是经常跟女弟子去唱KTV，让人感觉非常世俗，不像一个‘活佛’。”
警方介绍，多年来，杨洪臣不念佛经念“钱”经，敛财骗色，非法行医致多人伤亡，严重侵犯了一些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制定“收费价目表”，疯狂敛财。杨洪臣向弟子灌输“法不空过”的说法，以“供养”“做法事”“治病”“求子”等名目敛财，并制定了明确的“收费价目表”。受害者叶某说，拜师要交皈依费5万元，逢年过节交供养费，做一场法事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连推荐“数字吉利”的手机号都要收费18000元。
杨洪臣对金钱的追求给“信徒”带来很大压力。受害者张某曾是某公司的管理人员，家境殷实，这几年单单买佛像就花了300多万元，“我从不敢说半个不字，否则会被威胁诅咒，信佛信成这样太累了。”
据公安机关统计，杨洪臣11个银行账户共有资金流入超2638万元，其中1278万元能确定是来自32个信徒或信徒关系人转账。
——连吓带骗，强奸多名女弟子。据办案民警介绍，杨洪臣打着“精进佛法”“裸身治疗”的旗号，骗奸多名女信徒，如果遭到反抗，就以“违背上师，必受恶业”相威胁，至少有7名女弟子曾遭遇性侵。
受访者叶某哭着说，杨洪臣一开始是发暧昧短信，慢慢地要求发裸照、裸聊，直至发生性关系。“只要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他就会提性要求，甚至曾经让我们两个女弟子跟他一起在佛堂发生关系，我一点不敢拒绝。”
——非法行医，致人伤亡。杨洪臣不具备行医资格，却诈称可给人看病，劝阻患病信徒接受正规治疗，产生严重后果。2017年3月，罹患重症的香港女子郭某某听信杨洪臣蛊惑，执意放弃正规治疗，到深圳接受杨洪臣“治疗”，后病情加重于4月9日死亡。深圳一名孕妇因想生男孩求助杨洪臣，在用了他提供的药粉后不久胎儿死亡。
2017年11月26日，深圳警方对杨洪臣等人实施抓捕。2020年2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杨洪臣案作出一审判决，杨洪臣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诈骗罪、强奸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8年，其余4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5年不等。2020年4月，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三假“活佛”怎么炼成的？
办案民警介绍，多年来，杨洪臣假造藏族身份，自我包装成“活佛”，曲解教义开展封建迷信活动，发展成一个犯罪团伙。记者了解到，杨洪臣这个三假“活佛”的“修炼”方法有三：
其一，伪造身份，汉族变藏族。据办案民警介绍，2000年前后，杨洪臣利用某些偏远地区户籍管理不严的漏洞，先后办理“扎西当知”“格桑希日嘉木措”2个假身份，“这为其自我包装成藏传佛教僧人提供了身份基础。”
同案被告人滕繁国与杨洪臣是同村长大的伙伴，负责给他开车、收钱、采购。他说，杨洪臣有意隐瞒身份就是为了欺瞒信众，“如果有人追问，他就说自己是东北出生，小时候就去藏传佛教寺庙出家了。”
其二，自我包装，假僧人变转世“活佛”。杨洪臣自称是甘肃拉卜楞寺僧人，为增加可信度，他还通过“天降舍利子”“隔空取宝”等骗人戏法蒙骗群众。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拉先加说，根据《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成为藏传佛教教职人员、活佛，必须要经过法定的审批备案程序，“杨洪臣活佛身份完全是其个人捏造的，因此从资格上说，他并不具备成为活佛的一切条件。”
其三，曲解教义，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杨洪臣编造了一本《如何承事自己的上师》的小册子，要求弟子把自己的一切供养给上师，对上师不能有任何违逆；弟子所获加持大小，完全取决于对上师的信心、恭敬程度和供养是否尽力。
在拉先加看来，这本杜撰的小册子完全曲解了藏传佛教教义，其所宣扬的“供养”“皈依”“加持”等也完全不符合藏传佛教的仪轨。
办案民警介绍，这种灌输导致弟子心生恐惧，长期被精神控制，甚至在警方说明杨洪臣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一些弟子仍担心说“我们配合警方会不会被诅咒”。
多措并举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分辨能力
拉先加表示，杨洪臣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活佛”，自我包装、迷惑信教群众、骗钱骗色害命，并形成了规模，损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身心健康，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声誉，也触犯了国家法律，构成了犯罪。
一些受访专家建议，首先要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对假冒藏传佛教教职人员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同时做好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对确有需求的信教群众有针对性普及藏传佛教常识，堵住管理漏洞。
“2016年专门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为信教群众提供了可靠的、明确的网上查询渠道。”拉先加说，建议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更新，让该系统真正成为信教群众的防骗利器。
此外，办案民警提醒广大信教群众，在参加宗教活动时一定去正规场所，不要盲目信仰，一定要辨别其身份，观察其言行，如遇困难可积极求助所在地的民族宗教事务局或者公安机关。特别是女性信众，要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果在宗教活动中遭遇性骚扰等情况应主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