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市纪委监委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龙华烈士陵园承办的“借次清霜坚傲骨——龙华英烈之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四烈士专题展”正式开幕。
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副主席杨匏安、委员张佐臣、许白昊及候补委员杨培生等4人都牺牲于上海龙华。
杨匏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坚信马列主义，同时注重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他对党的事业坚贞不渝，躬身力行，四次入狱，威武不屈。他用信仰、坚毅、公忠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和崇高。
“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乡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的杨匏安，幼年丧父，家里仅靠母亲做些手工维持生活。青少年时期，杨匏安先后就读于恭都学堂、两广高等学堂。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恭都学堂任教，由于和同事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害，被扣上“图谋不轨”的罪名，关进监狱。出狱后，他更加看透了社会的黑暗。
1915年年初，杨匏安东渡日本横滨。在日本求学期间，杨匏安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流派学说。受到片山潜、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并自学了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译著，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6年年底，杨匏安回国，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9年，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杨匏安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从俄、德等国的世界革命风暴和“五四”运动中，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力量的伟大；另一方面，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大步迈进。1919年5月下旬至12月底，他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数十篇介绍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其中，篇幅最长、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篇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发表的文章中，杨匏安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杨匏安也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1年春，广东成立共产党组织，不久，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广东早期党员之一。杨匏安入党后，他的住家杨家祠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党早期的许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他和杨章甫还在杨家祠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为党的活动作掩护。
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由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署名“吆弓”。《宣言》公开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篇文章已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方针。如，明确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
“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当年10月派谭平山等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其后又派谭平山、杨匏安为中共驻国民党的党团正副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言论和行动。从此，杨匏安主要转而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国民党改组从1923年10月开始，以广州市党部为改组试点。杨匏安、阮啸仙等大批共产党员积极投入了试点工作。改组后，杨匏安当选为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当时，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学习苏俄，执行委员会不设固定主席；由秘书负责日常会务。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推举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杨匏安、彭湃分别任组织部、农民部秘书。中央组织部不仅要遴选人员派往全国各大区、省、市，开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还掌管军队、机关、学校、企业、海外以及广东各县、市的党务，工作十分繁忙。谭平山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杨匏安主持。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会成立，杨匏安任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他们常在杨家祠开会。同年10月，孙中山为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组织革命委员会，特派廖仲恺、谭平山为全权委员，杨匏安也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11月，谭平山因出席国际会议，离职数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杨匏安代理中央组织部长。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杨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9个中央常委之一，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事务。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委员。
不论担任何种职务，杨匏安都坚持清廉做事，清白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身居国民党要职，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但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不肯徇私滥任，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不为亲朋故旧说情，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当时，杨匏安从国民党那里能领到很高的薪金。“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过中秋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周恩来给予杨匏安高度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被国民党列入“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名单。
1930年间，由于党的印刷机关遭敌人破坏，杨匏安不幸被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了8个月，因没有暴露身份，经党营救获释，出狱后继续留在党中央工作。不久，调到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农委兼农民部副部长。这年6月，他翻译了列宁和拉比杜斯著的《地租论》，交由南强书店出版，署名王纯一，这本六七万字的小册子，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在消灭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如何处理地租问题，对当时正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各革命根据地，颇有参考作用。这年杨匏安还同阮啸仙等在党中央以中国互济会名义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任课，从事培养党的干部的工作。
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连累杨匏安等16人被捕。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以及多位国民党要员的劝降，斩钉截铁地表示：“死可以，变节不行！”他自知必死无疑，曾给家属带出仅有的一张便条，明确告诉家人：“近日有南京旧识去劝过我，我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与物。如果无法生活，就立即南返。”
1931年8月4日，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就义前，他作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在杨匏安牺牲前，首届中央监委的其他9名委员、候补委员萧石月、张佐臣、杨培森、王荷波、许白昊、蔡以忱先后牺牲，周振声1928年在河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下落不明，阮啸仙于1935年在赣南战斗中壮烈牺牲，只有刘峻山一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辉等带着参加了革命，为党搜集、传递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