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六年，由执政大臣霍光组织，六十余名从全国征召来的文人学士，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月的会议，双方人员围绕盐铁和酒类政府专营、平准均输、对待匈奴的政策，以及治国理政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激烈的争辩，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昭帝朝对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反思。汉武帝为解决北方匈奴的侵扰，决定推行桑弘羊等人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等政策，这些措施虽然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朝多次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了经济保障，但由此产生的多种弊端，使得底层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至武帝晚年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间起义不断，盐铁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这些文人学士们对汉武帝朝推行的盐铁专营等政策作了全面的抨击，他们开篇明义，“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认为盐铁专营等政策，是与民争利，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他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施行惠民的政策。以桑弘羊为首的大夫则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采取维护的态度，认为这些措施“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抑制富商大贾对底层民众的兼并掠夺，坚决不可废止。双方针锋相对，进行了极为激烈的争论。虽然长达五个月的会议结束后，仅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被罢黜，其他政策仍维持不变，但这次会议对汉朝今后的政治走向还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数十年后，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由桓宽整理编修，而成《盐铁论》一书。
《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大量极为珍贵的经济和思想史料，也成为后人汲取政治智慧的丰富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此书，表达治国理政的某些理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时而治的为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6月14日的《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盐铁论·遵道》的“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这句话有特定的语境，当时与会的文人学士认为，“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从黄帝到三王，他们皆以仁义教化民众，这是百世不变之道，而另一方丞相史提出异议，认为贤良文士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权变，为政者应根据时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就像种粟者想要有一个好的收成，便须随季节的变化，及时地施肥除草一样。毫无疑问，丞相史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现实政治复杂多变，我们在遵循总体方针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还需要因时而治，如果循古不化，胶柱鼓瑟，只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所引用的《盐铁论·忧边》“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一句，无疑也体现了这种“因时而治”的为政理念。桑弘羊等人在这一篇提出，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施行已久，如果贸然废除，是对汉武帝功德的否定，会对先帝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而贤良文士提出异议，认为明智的治理者，会随时间和世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并制定新的政策。这种观点与前文是一致的，可见无论是贤良文士，还是御史大夫，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均信奉“因时而治”的为政理念。“因时而治”的观念来源较早，《韩非子·五蠹》曰：“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稍早于《盐铁论》的《淮南子·氾论》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为政的根本在于为民，只要对民众有利，为政者便应调整施政方针，而不必拘泥于是否遵循先王之道。
二，有弊则补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2月20日的《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盐铁论·申韩》的“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一句。此言由桑弘羊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如果政治上有小的弊端，就要及时纠正，就像衣服有破损，应及时缝补，堤坝有决口，应快速堵塞，人有疾病，应迅速就医一样。如果放任不管，而等到江河决堤、重病膏肓，就可能造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后果。
有弊则补的治国理念，也适用于廉政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盐铁论·后刑》的“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一句。《后刑》篇是贤士和大夫关于用刑的讨论，贤士主张“先德后刑”，即以德教化民众，从而达到“刑设而不犯”的目标。但这种设想过于理想化，现实社会存在各种品性之人，有善人也有恶人，如果不及时惩治恶人，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因此桑弘羊等人主张“人君不畜恶民”，恶民就像农田里的杂草，如果不锄掉，就会对禾苗造成损害。今天社会上的贪腐之人，就像良田里的杂草，虽难以避免，但只要有弊则补，及时铲除，社会风气就会好转，政治生态才会清明，国家治理方能平稳推进。
总之，《盐铁论》这部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无论是贤良文士对儒家理想的坚守，还是御史大夫对现实政治的考量，都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值得后人细细探索和体会。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