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战斗中,有两位84岁同龄老者,一位是钟南山,一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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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4 11:10:49

“为短篇报告文学举办作品座谈会,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是第一次,这也说明科学精神何其重要。”以“科学精神 人文光芒”为题的可利霉素发明者王以光事迹报告文学座谈会在上海松江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感慨道。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以光发明的可利霉素是世界上首个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基因工程抗生素创新药。今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可利霉素入选国家新冠治疗方案。

今年5月初,在上海亲历这座城市抗疫过程并写下《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等纪实作品的何建明返回北京,在友人介绍下结识了王以光。王以光是新中国第一批接触“抗生素”概念的科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在异国他乡留学时就立志“要用一种药,治好一批甚至一代人的病”,直到2019年6月可利霉素成功获得国家批准上市,了解到其间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坚持,何建明写就报告文学《六十年的准备只为了今天》。

得知生产可利霉素的药厂就在上海松江,何建明又迅即返沪,来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研发和生产可利霉素的同联制药有限公司深入采访。在报告文学《那束光芒拯救黑暗中的生命》中,他写道:“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有两位84岁的同龄老人,‘一南一北’、‘一明一暗’地作出了贡献。‘南’者即钟南山也,全国人民皆熟悉,‘北’者,知晓者不多,她是我国第一代生物工程学专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生物抗菌素药的发明者王以光教授。”作品中还披露了可利霉素的命名来由,“当初我们给王教授的新药起名为‘可利霉素’,就是希望它成为全中国和全人类都可以充分利用的一味有效的新药。”同联董事长姜恩鸿在上海松江厂房的产品陈列室里这样介绍。

“从事创作40余年,科学精神一直对我的创作产生巨大推力。当年一部《哥德巴赫猜想》,让我喜欢上了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自己也从写小说和诗歌转向真人真事的包括对科学家和科学事业的书写。”座谈会上,何建明回忆,他采访过钱学森、王淦昌,“航天四老”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等两弹一星功臣和很多行业的科学故事,“可以说,国家的科学伟业和科学家们的事迹与精神,一直是激励作家不断创作的力量源泉,同时科学和科学家本身也提供了书写中国故事最丰富和最感人的文学素材。科学精神是文学得以闪耀的‘储电池’,有了这样的‘储电池’,文学照射他人心灵的光芒更加透亮。”

“从事抗生素研究的前30年,是比较传统的做法,在成千上万的菌种中筛选,希望发现新的化合物。这种做法不乏重复性和盲目性,当时的菌种、制剂也都依赖进口。后来,中国抗生素研制从仿制进入创新阶段,那就是要研制出全新的抗生素,希望发明出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具有中国自主产权的新药。”可利霉素全球唯一的一条生产线位于上海松江,王以光感慨,从实验室进入产业转化的风险一样巨大,“没有同联制药公司的投入和帮助,就没有这款新药”。

“从事生物医药的科学工作者要有两个翅膀,一是精湛的科学技术和对行业知识的深入理解,二是深厚的人文情怀”,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分子肿瘤学家詹启敏说,“这一行当的科学工作者要做好长期坐冷板凳的准备,可能承受无数次失败,再到产业环节,同样需要眼光与担当。”

“创新、合作、牺牲。”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家杨宝峰为可利霉素背后的这束“光”总结关键词,“这不仅是王以光团队合作的骄傲,更是国人的骄傲。”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光启讲席教授张志愿说,科技强则国家强,像王以光教授这样的“硬核”科学家一直甘于奉献、默默无闻,“文学作品宣传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对全社会都是一种感召与鼓舞”。

“王以光教授和她的团队不仅为抗击新冠提供了有效药,也为文学提供了精神新‘药’——坚持实践、尊重劳动,尤其是在当下信息社会和高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每个人的动手精神和实践精神尤其重要。对文学界而言,不出书斋、不到社会实践一线去生活和体验,仅凭手机、电脑和自己看到的一些碎片去书写当下社会,作品是不可能走进读者心灵世界的。”何建明说,“六十年的准备只为今天”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尤其是青少年,“科学精神之所以宝贵,因为它的闪光是在漫长的黑暗的尽头才出现的;科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永不放弃的追求与实践,即便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向上攀爬的阶梯。”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题图来源:李晓冬 摄(科技部官方资料图片)
题图:王以光在科技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最新成果发布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