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所谓俗话，就是指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约定俗成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共识和传统。但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个共识和传统并不是古已有之。

在孔夫子时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和“御”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素质，可见那时的教育是文武并重的。从周天子、诸侯国君到贵族、读书人，长剑几乎是随身标配。孟尝君的门客齐人冯谖因感觉不受重视，曾三弹其铗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这里的“铗”就是长剑的意思，就是明证。到了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更是全民皆兵。为了奖励军功、废除贵族世袭，秦国规定只有当兵杀敌立功，才能获得晋升，成为贵族。如此，当兵不仅有地位，而且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汉唐盛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显赫的一笔，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抵御侵凌、开疆拓土，需要的是优秀男儿、铁血雄师。班超投笔从戎，建功西域。霍去病、卫青、李广等南征北战，驱除匈奴，勒石燕然。唐代杨炯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他在《从军行》中写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其中抒发的，宁为基层军官也胜作空谈书生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好男儿崇尚军中驱驰的风尚。

从宋代开始，封建制度的衰微、社会矛盾的积累、兵役制度的变化，使得军队的质量和名声急转直下。即便如此，军中也从来不乏有志青年的身影。狄青、岳飞、韩世忠，哪一个不是武艺超群、志凌泰山的好男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积弱内敛的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曾上书呼吁，让良家子弟、让士大夫走入行伍，让各级官员知兵、备战，才能富国强兵、收拾山河、血洗耻辱。上述这些，从相反的方面演绎了一旦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运危矣！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又成为了俗话？

一是跟没落的社会、没落的制度、没落的时代相联系。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它蒸蒸日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有着它如日中天的汉代、唐代，有着它开始走下坡路的宋代、明代，有着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大清末年。历史地看，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必然随着制度的兴盛而兴盛，随着制度的衰败而衰败，并互为条件。这就像一方面，随着人的衰老，对营养的吸收会变得越发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对营养吸收越发困难，又进一步加剧衰老的道理一样。这在大清末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是跟军队的性质宗旨有关。军队都是有灵魂的。不同的军队塑造着不同的军人形象，也吸引着不同成分的青年加入。服从什么领导力量、服务哪个阶级利益，就决定了军队的性质宗旨。火车车厢再多，但决定火车方向的是火车头。对于军队来说也是如此。当军队沦为反动统治者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鹰犬，当军队沦为少数政客军阀实现个人野心、互相倾轧、作威作福的工具，军队的性质一定会发生变化。“匪化”不能避免。“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吸引不了优秀有志的青年。反过来，良家子弟即便加入其中，也一定会在这个大染缸里蜕化变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曾先后有过大清王朝的军队、北洋军阀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来描述这些旧时代的军队，非常贴切。唯有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才让人们对于兵的概念耳目一新：军队不再是欺压老百姓的老爷兵，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不再是收罗地痞流氓、土匪恶棍的大染缸，而是集纳了优秀工农子弟的革命大熔炉。不再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看家护院，或者是军阀政客实现个人目的的鹰犬和工具，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崇高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句话：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它一经诞生，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热烈追随。而其革命性质，又把成千上万的农家子弟锤炼成优秀分子。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日益成为风尚、历久弥新。年龄大点的人都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能够参军入伍，比挑上门女婿还难、比考上大学还荣耀。伟大的军队塑造着大批伟大的战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雷锋、王杰……都是这个队伍里的英模人物，代表了人民战士的形象，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鼓舞着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参军入伍，也只有优秀青年才能配得上解放军战士这个称号。

新中国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改革开放也已经40多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我们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国家安全这根弦。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安全。在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当中，应当有投身国家安全事业的人。而当为了国家安全而战的人，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时候，不仅会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加入这个行列，而且会激发军队的士气更为高涨，民气也为之一振。这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也是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