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演变。

“全世界都在观望中国怎么走的时候，上海更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举起改革开放这面旗帜，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继续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决心。”“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两会会场内，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的想法与诸多代表委员不谋而合——“面对更多不确定性，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大的确定性”。

代表委员们认为，上海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助推核心功能跃升

“我是上海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之一。”市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总队长朱章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来到上海，那时中心城区还聚集着不少纺织、机械、化工等企业，90年代上海“退二进三”，原来市中心的高炉烟囱如今已不见踪影。在朱章海看来，上海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得益于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占全市GDP比重从1978年的20%提升至2019年的70%。

“未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机构。”朱章海认为，当前上海基础性投入已相对到位，未来的产出效益更依赖于科技创新，要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上海要利用好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进一步发挥政策的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和驱动力。”市政协委员、上海虹桥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闵师林表示，从全市范围来看，未来数字经济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60%以上，但目前数字贸易占全市服务贸易比重仅15%左右。台盟上海市委在调研中也发现，虽然上海已经集聚了一大批跨国数字贸易企业的总部型机构，但受当前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限制，这些总部机构只能将数据跨境相关业务放在新加坡等城市，而中小初创型企业、数字平台类企业同样缺乏。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各国经贸领域竞争的制高点。”委员们建议，上海可以在临港新片区构建针对不同行业制定数字化转型服务的组合型支持政策体系，借鉴发达国家数字贸易规制体系，共同探讨数字时代新规则新标准，增强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话语权。

“中央赋予上海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任务，是挑战更是机遇，上海应该乘势而上，加大攻坚攻关力度，促进改革开放新红利的强力释放。”在市人大代表谢吉华等代表委员看来，上海需发挥好临港新片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验田作用，发挥好临港新片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作用，抓住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放大城市发展优势

“中央把浦东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我看来就是一面旗帜，宣示了扩大开放的决心。”沈开艳认为，开放这一上海最大的优势，在大变局中不仅不能褪色，还要“提高开放标准和开放水平”。

“去年7月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0）》，上海首次跻身国际航运中心前三。”然而上海一直没有国际海事仲裁领域的“话语权”。施荣恒、关百豪、马志远等委员建议，上海作为中国海事仲裁的领先城市，可以先行试点就海事争议在上海允许临时仲裁。

“最初中国是去适应已经存在的国际规则，第二步我们应当引领规则，包括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上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通过这种方式引领全球的规则。”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认为，第三步应该是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规则，“更高水平的开放是我们去参与、融入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

“在规则的制定方面，上海需对标国际最前沿。” 赵蓓文表示，上海有临港新片区，结合进博会，让全球看到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形成的一些新规则和新探索，“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经济溢出效应”。

“从当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来看，国内外投资者对上海的信心不减反增。”赵柏基和李丹委员表示：“ 当前大背景下，我们能否以更包容的心态吸引其中的优秀企业和具有创新标杆意义的全球企业到上海交易所上市？”

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驰发现，即使疫情期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并未停止，还取得多项重要成绩。他表示：“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掌握战略主动权，为拥有独立国际知识产权前景的科技项目落地创建有效的审查制度，主动布局与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使上海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创中心。”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上海的作用既要引领国内大循环，也要促进国际大循环。”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认为，在国内大循环方面，上海要加强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服务于其他城市产业链的引领作用；在国际循环方面，上海需要在下一阶段通过更大范围的开放进程中起到制度创新的作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不要国际循环，而是要畅通国内生产要素市场，为经济更好地开放创造条件。”

激发无限活力 

“我们要思考，美国为什么出现硅谷？”沈开艳认为，“上海高水平改革开放，离不开充满活力的创新，包括发展理念的创新。目前上海很多创新是‘改良式创新’，但‘颠覆式创新’才能引领未来。结合我们的国情，创新要实现‘政、产、学、研、用’五维闭环”。

不少代表委员都谈到，“数字”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经济生活中活跃的生产资料。市政协委员、上海金磐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民说，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际大都市，犹如一个成年人的生命体。城市数字化转型，土地、水、电等资源能量赋予“数字要素”后，就能拥有更多资源来实现城市的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深刻重塑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面貌”。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科技企业联合会会长方奇钟认为，要把数字产业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抓手，完善、优化数字产业基地，充分利用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5G 技术应用，结合长三角区域发展，自贸新片区等政策优势，争取突破性成效，抢占先机。

一座城市的活力来自“人”。陆铭提出，人才向大城市的集聚，是大城市承载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能力的结果。“从学术研究的结果来看，人才集聚的正面效应远超过竞争带来的效应。站在国家发展的大格局看，人才向大城市的集中不应受到制度性的障碍，上海应该通过人才落户政策的改革来顺应这样的趋势。”

“有了人才，人才的流动也很重要。”赵蓓文认为，流动就是有进有出，而不是将吸引来的人才“捆绑”，需要更开放的环境，“对企业来说是优良的营商环境，对个人来说则是适合个人发展的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

“我刚到上海时，人们都是挤公交车上下班，现在人们的出行有了舒适的环境，线路密集度越来越高，人均居住面积大幅提升。”朱章海说，高水平发展也包括高超的城市治理水平。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环境活力包括营商环境，也包括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治理水平也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