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1年7月1日，顾立基入党50年了。这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78年离开上海到清华大学读书，本科毕业又被袁庚亲自面试到深圳蛇口工作”的改革开放亲历者，是众人眼中袁庚身边的人，也是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时离小平同志最近的人——当时袁庚交给他的工作就是紧紧跟着小平同志，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亲历“改革开放”，在顾立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73岁的他，会关心记者从哪里出发，以确定适合采访的时间、地点；陪同看几处地标，也是时间观念极强，一路脚下生风，生怕耽搁当天我们下一站的安排；访谈开始前他还专门强调：讲的过程中，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提问，可以随时打断，有不同意见还可以辩论。

他口述的历史片段，放到今天仍有新意。1982年，65岁的袁庚想“挖”他去深圳蛇口，打了个比方，他动心了：中国体制像蒲包里的一堆螃蟹，螃蟹的腿你钳着我，我牵制着你，谁都别想动，谁都动不了。希望在蛇口那个地方闯出一条路来，改变“你牵制我、我牵制你”的现状，大家一起往前走。

1979年，蛇口打响改革开放的“第一炮”，成为“特区中的特区”；1984年，顾立基放弃回上海工作的机会，选择彼时还是一片荒滩、矮墙、漏屋的蛇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与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交织。透过顾立基投身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试图窥见深圳特区与个人发展的成功秘诀。

在深圳的招商局广场30楼会议室，我们的访谈从他当年的选择开始谈起。

【人物小传】顾立基，1948 年出生于上海，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1978年入读清华大学。1982年招聘到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办公室主任、蛇口工业区免税公司经理。1986年临危受命掌管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将企业从濒临倒闭挽救回来。1987 年起，历任蛇口工业区多个企业的负责人及蛇口工业区总经理。1998 年开始任招商局科技集团总经理、董事长。2008年退休。

袁庚先生打了个比方，他决定大学毕业去蛇口

上观新闻：据说当年袁庚先生是骑了自行车到清华园来“挖”你的，为什么会找到你？

顾立基：那天袁庚先生一大早到宿舍来敲门。当时清华的同学们都很努力，很多人过了凌晨还学习，周六上午就睡觉。所以找到我之后，就到了楼下露天的长椅上坐着聊。之所以会找到我，应该和我在清华成立了一个“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有关。当时这个协会的影响力很大，有两千多位清华学生参加，我们会定期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给学生们讲经济管理的课程。

办协会的想法，一是自己需要。刚考上清华的时候，因为曾经被耽搁了近十年，大家都希望努力学习，创办这个协会是希望年长的同学们能找到一点能跟年轻人相比的工科以外的优势。二是当时我们国家跟世界的工业差距很大，跟“亚洲四小龙”都比不了，作为学工科的学生，需要懂一点怎么报效国家的办法。这个协会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找到一条正确的振兴中华的路。

上观新闻：当时你也可以回上海，是什么让你下决心去了深圳？

顾立基：现在回想起来，袁庚先生一来就把我说服了。1982年，他老人家已经是65岁了，很冷的天，他在露天的长椅上跟我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打了一个比方：中国体制像蒲包里的一堆螃蟹。当年的螃蟹不像今天，是不用绳子扎起来的。螃蟹的腿你钳着我，我牵制着你，谁都别想动，谁都动不了。他希望在蛇口那个地方闯出一条路来，改变“你牵制我、我牵制你”的现状，大家一起往前走。

我去清华大学前，已经参加工作，按照当时学校的分配方案，应该可以回到上海市纺织局。但我想，无论到哪里，都是振兴中华。既然有一个领导提出想法，希望我去蛇口，而且在这个地方又可以试验自己的想法，那我就到那里去吧。我就回上海厂里说明情况，厂里也很支持，并没有因为我读清华时厂里一直给我发工资，就觉得我一定得回去。

上观新闻：1981年11月，蛇口干部培训班开班，被誉为孵化蛇口改革基因的“黄埔军校”。1982年，你从清华大学进入培训班二期，当时上这个班的都是哪些人？

顾立基：开办培训班是工业区建设的需要。培训班从各个地方招人，第一批是在广州登报招聘来的，年龄都比较大，可能不是很适应；第二期来自北京和上海高校为多，共30多人，年龄也有些差距。所有人都要学经济基础、企业管理，学电脑，学开车，还要学英语、广东话。记得我们都是从广州转道去深圳的，在广州问路时，真的是互相听不懂话，所以必须学广东话。当时看香港连续剧，是尽快学会广东话的捷径。

上观新闻：据说当年授课特别“前卫”？

顾立基：培训班里的教育确实和以前很不一样，有很多讨论，这让学员们从思想上打开了“大门”。工业区从国内外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特别是来自香港的专家为学员授课。其中，最有名的是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当时他是著名的青年测量师，他为学员讲授测量学和地产。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江绍伦，他和大家探讨成为一位管理干部，要经过正规的心理学训练，涉及怎么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以及当发现环境不符合预期时，怎么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等。还安排我们去香港招商局考察，看香港社会，训练我们抛弃国有企业不适合当时市场的做法。

这些课程学员直接接触西方世界最前沿的经济理论、企业运作模式、人员管理经验，对于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我们，确实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也曾让相当一部分人一时间感到很难接受。但是为了改革开放必须转脑子，培训班出来的一大批新型干部，是现代企业商业文明的星火，让蛇口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起点。

一个“对”字，激励一代人“敢闯敢试”

上观新闻：袁庚先生以敢言著称，在日常工作中他的风格是怎样的？

顾立基：刚到深圳蛇口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当地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了，但晚上睡觉必须要挂蚊帐，不是防蚊子，是防蛇和老鼠。条件很艰苦，但大家思想上却都能接受。当时的工业区已有各式各样的讲座、沙龙，很多活动谁都可以参加，包括袁庚先生给干部开会，也是谁都可以参加，这就能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当你在思想上明确了方向，现实中就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动摇了。

工业区发展亟需新型管理人才，培训班有的学员提前毕业，直接取代原来的管理中层甚至高层。那时候，一些到蛇口工业区当经理的人，曾是在北方当了县长的官员，但当时因为工作需要，一批领导岗位直接由我们这批大学生顶替了，他们转为辅助年轻人工作的人，我在管委会办公室当了半年秘书后当主任，原来的主任就当了我的副主任。这样的做法在蛇口之外简直无法想象，而这主要是因为袁庚先生思想非常开放，工作能力强，演说能力好，背景也非常强。当时那些想要推进的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决心和决断，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上观新闻：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据说你是离小平同志最近的人之一？

顾立基：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袁庚先生给我的任务是紧紧跟着首长，一字不漏地做好全程记录。小平讲什么了、问什么了，都要毫无偏差地如实记录下来。为了记录的方便，当时发给我一个徽章，确实可以比任何人都靠近首长。

那次南巡的行程，小平先在深圳转了一圈，最后到蛇口，再到珠海。他在蛇口为一个企业题词“海上世界”，到珠海题词“珠海特区好”，后面才补了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小平在深圳应该是一路看，一路在思索。

在蛇口时，当袁庚介绍工业区招商引资遵循了不引进污染项目、不占用国家外汇、不引进旧设备等“五不”原则时，他露出了笑容。小平同志在蛇口看到的发展，应该是他想看到的，也是这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经济特区下一步想要推广的方向。所以，蛇口的先行先试，起到了试管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小平同志很难下决心。此后不久，沿海14个城市开放，从4个经济特区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蛇口工业区的实践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上观新闻：有人说小平同志的那次蛇口之行，是挽救蛇口乃至特区命运的一个关键点。你怎么看？

顾立基：在那个时代，蛇口的一些做法肯定会有人不同意，也不断有人对袁庚先生对蛇口工业区对招商局有不同的意见，告状的人也不少。但袁庚先生在做发展设计前，完整地了解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和教训，很多规划，既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又有前瞻性。所以他的“敢为天下先”是有底气的，他甚至说了“袁庚不怕再去坐牢”。

袁庚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有一个小插曲，他见小平同志听汇报兴致很高，就试探着说道：“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小平同志停了一下，他女儿邓榕用四川话向他提示：“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了。”邓小平随即说：“对。”这一个“对”字，到底怎么理解？是说这句话对，还是“看到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对？当时揣摩了很久。但大家听了是很激动的。

我如实记录了下来。很多年后读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收录了小平同志一段话：“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没猜错，小平同志是认可的。

摄影：赖鑫琳 谢飞君